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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反擊中心——訪藝發局候選委員崔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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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反擊中心——訪藝發局候選委員崔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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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黃俊邦、陳浩倫、周思中
整理:周思中

去屆藝發局民選委員選舉,分別有四個範疇(藝術行政、藝術教育、戲劇、電影藝術)只有一位候選人,今屆除了藝術評論沒有候選人外,只有戲劇範疇的古天農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換言之,共三個範疇多了候選人,當中「八十後文藝青年」之一的蔡芷筠,投入了藝術教育的六人大混戰;而電影藝術方面,則出現了杜琪峰對崔允信的單挑局面。

藝發局不是甚麼

杜sir杜琪峰在一次周刊訪問裡,談及對荷理活的看法時,曾說過:「始終是你們來,是我引進你們帶晒架生來,我一個人等你們上門」。原來當了近六年藝發局電影與新媒體組主席的杜sir,除了引來大量荷理活劇本外,今年更引來資深的獨立電影工作者崔允信,與他角逐藝發局民選委員的位置。

作為打從藝發局成立初期已開始接受資助的崔允信(《背叛》(1998);《憂憂愁愁的走了》(2001);《三條窄路》(2008)),為甚麼要出選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全局觀與分析:近年的藝發局與電影相關的工作,出現了向電影工業傾斜的傾向,然而需要發展空間的卻是獨立電影。

但,空間在哪?崔允信以特區政府於2007年注資了三億的電影發展基金來說明:基金投資的對象,是預算製作費1500萬元以內的商業電影,基金提供35%(基金資助項目一覽見)。沒有人聽過的《棒子老虎雞》?一套梁詠琪及曾志偉主演,爛得透頂的港產片。崔允信指出,電影發展局當局與香港電影「new action」開會時,就是以這套電影為例,說這就是可參考的、work的定位——甚麼定位?內地大收上千萬,本港卻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當然還有《歲月神偷》有收得又有奬,大家高興。

崔允信強調,「我又唔會批評佢,因為電影發展基金真係搞工業,有錢齊齊搵是正常的」。他懷疑的只是,藝發局的電影和新媒體小組,也要以這個方向為目標嗎?

並非要拋棄的糟糠

而獨立電影的「獨立」,又是甚麼意思呢?崔允信認為,這是個相對的概念,「獨立」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義和脈絡:在內地要「獨立」需要堅定和勇氣,隨時面對政治壓力和有理說不清的情況,亦沒有發行渠道;美國則好在有足夠大和相當自由的市場,其「獨立」就是相對於大片廠及發行商。香港呢?雖然沒有內地的壓力,卻缺乏自由的市場(亦即市場不斷起censorship的作用),這就是香港獨立電影身處的基本坐標。亦因如此,崔允信認為藝發局有著最有利的位置,去填補手法和題材不容於現存商業網絡,但多元化的聲音。

何志平當年的藝發局「不養懶人」論言猶在耳,何前局長的說法與崔認為藝發局要填充「市場失效」(或苛刻地說無法取得商業成績)有甚麼分別呢?崔認為幫助藝術家「面對」市場,與要求藝術家「迎合」市場,差別何止天淵。

「面對」與「迎合」之間的分別,看似小聰明的修辭技倆,其實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崔允信說他曾經到北京參加一個獨立電影節,場地在宋莊藝術村,遠在北京的六環(與天安門直線距離四十五公里。由香港最南的赤柱,四十五公里的直線距離足以闖過香港和深玔的邊界矣)。在放崔的片時有兩個觀眾,天寒地凍由天津遠渡而來,入場之前連放的是甚麼片也不清楚!崔笑問,為甚麼千里迢迢來看一套不知是甚麼的電影,她們就說「現在不看就沒機會再看」!崔認為,獨立電影應該有其自己的電影製作、發行網絡和觀眾群(說到這裡剛好有三位粉絲登門索簽名!)。他指出,比如說兆基創意書院、幾間青協的中心、甚至富德樓的aco、影意志、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工作室等,集合起來已是一個小規模的獨立電影放映網絡了。

除了甚麼是有生命力的獨立電影文化這個問題外,這可能也是崔允信與杜琪峰的分別所在。崔說曾與藝發局開會,提出關於獨立電影的問題,杜sir只回應說「冇分咩獨立唔獨立」。崔認為杜sir是電影工業背景,所以他以商業電影電影習慣的坐標看。換言之,能否在戲院上正場,DVD發行是否舖天蓋地之類,就是他評價的標準。

從意覺需要爭議(重新)開始

從這角度看,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崔允信一開始便說藝發局有電影和新媒體的工作,出現了向工業傾斜的傾向。當記者問崔有甚麼具體例子能說明這種傾斜,崔便提到「鮮浪潮」短片競賽。翻查資料,「鮮浪潮」的宗旨是「旨在培養具潛質的年青電影創作人,並提供一個創作及展示作品的平台 」,這與杜sir參選藝發局唯一一句的政綱:「製造機會給予年青新一代發展電影及媒體藝術創作」,是否相像得如小學中文練習的改寫句子?難怪隨便在網上搜尋一下,便會發現有關「鮮浪潮」的資訊,除了是娛樂版式的明星報導,便是關於杜sir如何視「鮮浪潮」為活化香港電影工業,「讓年輕人可以有個平台參與電影工作及認識更多業內人」等。而其活動,則除了短片競賽外,更包括早期的不同電影製作崗位的培訓、到近年的跟師傅制度(即杜琪峰打人情牌邀幾位著名導演作師傅,然後學員分小組跟隨師傅工作和學習)。

雖然從狹隘的撥款資助角度而言,「鮮浪潮」並不是電影及新媒體範疇內的項目,而是藝發局的主導性計劃(見年報,頁四十七),然而根本的問題仍然是:藝發局對於電影及新媒體發展,怎樣分析?有甚麼看法?重點在哪?以其僅有的資源可以協助工業訓練人才,也可以培養(獨立)電影文化的土壤。這也許不是一個已經有結論的命題,而是有待繼續爭論。這就回到文化政策層次的問題了。其他範疇先不說,就以電影與新媒體而言,藝發局的「發」,即「發展」,方向到底是甚麼呢?崔就說他曾有藝術家朋友,因為藝發局拒絕資助,登門查詢其審批準則,由大門接待處到前總裁茹國烈,都問不出所以然。然而主席馬逢國卻彷彿贊成小組成員不表立場。換言之,崔認為問題不僅是籠統的「沒方向」,更是藝術家、評審和藝發局之間逐漸形成的各自為政。

要了解藝發局的沿革,在大一點的香港文化政策脈絡下的軌跡,不妨參看陳雲的《香港有文化》。但若按崔的說法,藝發局初期因為事事都新,大家都在摸索,「與職員、主席等很近,可以溝通,到藝發局近來很像由上而下的機構」,原本的group dynamics已經改變,再加上自從文化產業這概念的興起,藝術與潮流、牟利與否等的界線被說得越來越含糊。崔認為,藝發局是否也要積極回應這些變化呢?

崔允信對獨立電影的看法,當然未必人人分享。然而,若這次他單挑杜琪峰,能刺激更多人思考藝發局的電影及新媒體範疇的使命、宗旨等,能令更多人發現杜sir主政的發展方向,其實也不過是其中一個方向的話,討論及爭議及變革的燥動便會出現——如果這不是要求得太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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