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都對十二月二十一日沒有感覺，直到剛才看到劉江華獲委任副局長的新聞，我才開始懷疑是否真有末日：是政府／譚志源末日之前失心瘋（我想起《當世界末日還剩三小時》裏那個脫了褲子扮無事的主持），還是末日其實是一個事件，正以各種形式進行中──以為一團巨火將會吞噬地球，人類將死得無痛無痕，咁會唔會太便宜咗我哋。我沒有看《天與地》，不知道 “the city is dying”的上文下理，之前看到此句在面書瘋傳，我還在想現實就比電視劇還荒謬，怎麼還要一個Dr. Dylan來告訴大家城市崩壞；現在看來，Dr. Dylan的重點或許是我們已在末日之中：就單看過去幾個月，強推國民教育、特首大話連篇、劏房成為常態，老人家無所依、香港出現地溝油，到今日劉江華做副局長，從日常生活到價值的底線，無一不節節後退。關於末日，要問的也許不是何時到來，而是從甚麼時候開始；Dr. Dylan不是先知，是我們後知後覺。
就除非真有一個能毁滅地球的末日把事情一筆勾消，否則劉江華做副局長、梁政英（繼續）做特首等等的問題，還是要我們自已解決的；末日如果是人為災禍，重生就也成為不可推卻的使命，而我多麼相信，無論如何艱難，過往那個市民無法參與的殖民城市逐漸消逝，本土正在主體的腳下扎根萌芽。對於我來說，這個政府的末日始於二零零六年。還記得那年暑假在報上讀到天星碼頭會被拆的消息，我心想唔好玩啦，會有五十萬人上街喎。結果最後一夜沒有五十萬人上街，卻有十五萬人告別鐘樓。然後我開始害怕真的失去碼頭，而這種害怕讓我發現原來這個城市與我如此親密，並讓我變得勇敢。天星皇后保育運動讓香港歷史現場回歸當下，回溯過去的時候找到了此刻的來歷，無數個人以小故事將自己和碼頭的命運捆綁一起，要在下一刻改變（既定）事實，成就歷史。鐘樓被拆的一夜不知多少人決志，從此和這個城市不離不棄。「本土行動」的誕生，艱難又痛楚：它不是組織，無以名狀，難以言說，大家互不認識，但每一次聚集，都在左右。我就在那時接觸到法國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iu) 的哲學，讀到他說主體(subject)誕生並讓事情(event)發生的地方就是本土(local)的時候，一下子明白了本土行動，Local Action誕生的痛楚來自與舊時代的決裂和在未知裡挖掘自身經驗來創造可能－－那種疼痛就好像已經失語卻要吶喊，於是要創造一種新的聲音和語言來呼叫。
也說一點巴迪烏（由得我啦，都世界末日咯…）。巴迪烏的主體論(Theory of the Subject)，粗略來說是這樣的：劉江華要當官，對於不知道這件事的人，不是一回事；有些人知道，但也不覺一回事。這些人都不是主體，對於他們來說，根本沒有事情發生過。（好像我的一個朋友對她的妹妹解釋舊中環與尖沙嘴的天星碼頭一水之隔，互相呼應，推倒一個堪比飛鳥折翼。她的妹妹說，吓，咁咪拆埋另一邊囉。）如果有人知道了之後受了很大刺激，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狀況(situation)便出現了；這些人裡有部份覺得這實在太猥褻，這個政府實在無可救藥，這是他們所感召的真理(truth)，而這些人便成為了事情的主體，有些人可能因此上街，這是他們掀起的事件(event)；當然也有主體，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追隨自己的真理，無法保有忠誠(fidelity)。而真正能打開(rupture)現實缺口的事件，要在狀況的虛位(void)發生；虛位是整個狀況的盲點和核心，所有關於這個狀況的知識和事實都是建築於這種無知之上。巴迪烏舉例，資本主義的盲點，就是工人的存在(being)，無產階級革命代表着這個在現實裏被忽略（但同時又支撐着整個現實運作）的存在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成為新的主體，引發事件來打破原有狀況。巴迪烏認為這種改變才叫歷史發展，否則只是攺朝換代──就儘管改稱共和，毛朝還是毛朝。
「本土」正正就是「在殖民者之間」（語出周蕾”Between Colonizers”一文）的虚位。我和朋友們都戲稱二零零六年是「天星元年」，這也是巴迪烏說的，歷史事件的發生必然開創其時間和空間，我們就是「天星」那一代人，這個不斷壯大的集體主體叫「八十後」，「我城」成為主語象徵了主體和空間的同時誕生。當然，自此之後，一路上遇到不同年紀的同路人，各自都在不同的時空因不同的事受到不同形式的感召(call)。巴迪烏說有四種處境可以讓人成為主體：解放式政治(emancipator politics)、概念性科學(conceptual science)、愛戀(amorous love)和創造性的藝術(creative art)。舉個例，天星之後廣大的社區保育與民間規劃運動裏的各種論述，也包括了充權／反霸權，人民規劃；空間建築、設計與規劃技術上的可能性；社區網絡、人情味的重要性；地區文化的美和內涵。這些處境之外、與真理無關的話語，巴迪烏稱之為意見(opinion)。意見以溝通和認同為目的，比如重建區裏有些人因為收購價太低而反對計劃，而價錢是可以商量的－－我想起了反高鐵運動裏最有力量的口號「家可以千秋萬代，錢只是過眼雲煙」。
「家」與日常生活空間的能量完全就在社運「九十後」身上完全得到反映──這些孩子許多甚至未成年，但他們對大是大非的敏銳和堅執，無法不令人思考是甚麼人、在甚麼環境才能養成這麼通透的孩子。「九十後」的出現讓不同世代的家長和中小學老師浮出水面，他們在日復一日為下一代撐起一片天，守護和傳承他們相信的價值、意義和傳統。我們真的不孤獨，我們不是小眾。就不說在各處公民廣場所匯聚的無可想像、各種各樣的人，就想想我們所受到／過的感召──愛上一個人的時候、聽音樂淚流滿面的時候、理解到事物原理而感到謙卑的時候、覺得任何權威也無法改變你所知的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在其中如何身不由已，為甚麼我們不相信那種力量，嘗試讓他人也受到感召。就像林懷民說他的雲門舞者，「他們不是喜歡跳舞，他們是不跳舞不行。」我們可以做的是，把創作做得更動人，把道理說得更清楚，在廣場留得再久一點，告訴多一個人到底有甚麼事情正在發生，讓他們覺得不做些事不行。不要停止呼喊，可能會受到召喚的人，無法估量。不要覺得無力。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裏有個情節，敍事者帶栩栩回家，栩栩驚訝於他的房間這麼小，問他如何寫作。 敍事者說：「不寫的時候，房子很小，寫的時候，房子就變大，變得很大，好像一整個世界！」我第一次在小說裏看到這句，感覺一頭裁進書裏──我為甚麼要不相信董啟章、不相信這一句也能把其他人引進未知的黑洞裏、不相信書寫能讓人看見一個更大的世界，或起碼通往這個世界的一條裂縫？
本土落實到實際情景，就是主場──現在一說起主場就令人想起唐英年，這實在讓我很不爽。但哪一天當我們能熟練地以自身開拓每一場運動主場，使其成為充滿未知和歷史改變的空間，「主場」將會從唐英年空白的口號解放出來。之前網上有人建議籌組唐營加泛民執政聯盟，我就不明白為甚麼這個時候還有人要高捧地產霸權、二世祖和成信失效過氣政客的組合，但撇開為甚麼不談，首先真正可以帶來解放的政治，與政權無關；「被解放」的後果是懾服而不是獨立和自由。如果想讓公民社會把梁振英逼走然後讓這班人施施然「執政」，這是個奪權聯盟而不是執政聯盟。其二，我也希望香港的政治生態能逐漸成熟，公民社會與政黨的關係可以更緊密和有更多花火，而政黨也能成為政治家的搖籃，並有足夠的力量與執政者分庭抗禮。但話說回來，我倒是覺得，以遊說李嘉成和唐英年等加入倒梁運動也未嘗為好的目標，因為實在太難以想像。正如巴迪烏所說，一次起義將要深化成一場革命的其中一個現像，就是離事件核心最遠、直接影響最少、與運動核心人物最不同質的人也成為一份子。到底，我還當他們是人。他們應該還有成為主體的可能吧。我估。
題目「再試一次」出自張懸在九月五日寫給反國教運動的話。其實我們真的不孤獨，其實所有的努力都不徒勞。既然末日之後我們還活着，一月一日，我們再試一次。僅以張懸的話此作結：
不要放棄。
不要輕易為每日可能遭遇的打擊與誤解而心慌。
不斷地回顧初衷，保護你們的初衷，
永遠回到堅持核心訴求，
讓憤怒與冷靜同步匯集成最大的力量，
去判斷每一件會發生的事，
堅定說明訴求下要的那份公義。
請各界切勿以訛傳訛，
反而發揮你們的力量，
幫助他們傳播正確資訊消息，
明辨視聽，
請為他們發想更有力的話語說明行動的價值，
請從圍觀跨出一小步，
自四面八方，就，和他們站在一起。
不要放棄，
不要猶豫，
為我們單純的良心，
不看過去，再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