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區龍宇
有影評人說不喜歡孤星淚一戲，因為太慘情，在聖誕新年節日搬演尤其有點掃興。其實電影版已經不算很慘情，甚至是大團圓結局 –主角讓·瓦讓在與女婿馬里尤斯與養女珂賽特團聚之後，與芳婷（珂賽特媽媽）同登天堂。其實原著悲慘得多。電影沒有交代芳婷賣掉哪隻牙齒。其實她，一個如花美女，賣掉的是自己的門牙，所以她一回家就把鏡子扔掉。讓·瓦讓有聖人一樣的情操，但他在原著的遭遇也比電影版悲慘。電影略去了一個重要情節：他在得知有無辜者做了他的代罪羔羊之後，勇敢自首，結果被法庭再次判處苦役，而且是無期徒刑。只是在又一次救人（於海中）時，才乘機再次逃脫，並回頭營救珂賽特。之後他們隱姓埋名八年，才在偶然中與將來的女婿馬里尤斯相遇。後來革命爆發，讓·瓦讓將也是革命家的馬里尤斯從被攻破的街壘營救出來，有大恩於馬。馬里尤斯不久之後和珂賽特結婚，而讓·瓦讓則秘密告訴馬自己原是苦役犯。接下來，電影描述是讓·瓦讓自己因為不想連累他們而自行離開他摯愛的養女。原著不是這樣的。馬里尤斯在得悉讓·瓦讓是苦役犯之後（儘管讓·瓦讓所做過的錯事不過是偷了一塊麵包），貴族出身的他立即對讓·瓦讓心生討厭，用不光彩手段把讓·瓦讓趕走，使他無法再見到養女。小說這樣描寫他的心理：
「他感到在這個人身上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可是，不管怎樣，這是個苦役犯。苦役犯已不是人的同類。在苦役犯身上，法律已把人的資格全部剝奪了。他認為違背成文法的行為，應該受到永久的懲罰。反覆審視讓·瓦讓之後，他最後一個動作便是別過頭去。離開吧。」p. 1182
只有在他知道讓·瓦讓是他的救命恩人之後，他才後悔，並和珂賽特趕去見讓·瓦讓最後一面。電影的結局光明燦爛，但小說最後一頁卻這樣寫他的墓碑：
「這塊墓石上一無所有。上面沒有刻字。有人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四行詩，在雨水的沖刷和塵土的掩埋下，漸漸變得模糊不清。」
他的墓碑連名字都沒有，因為他是苦役犯，會為馬里尤斯這位貴族造成尷尬的。
雨果把讓·瓦讓遭遇寫得那麼悲慘，當然不是為了煽情，而是他想譴責和讚美。他要譴責這個迫使窮人偷麵包的社會，譴責上流社會的偽善和階級偏見，同時讚美一個一生都在捨己救人的苦役犯，他的品格比任何貴族和官吏都高尚得多。
《悲慘世界》(即孤星淚) 本來就是一部社會批判小說，這在他的序言已經寫得很清楚：「只要二十世紀的三大問題 – 男人因貧窮而沉淪，女人因饑餓而墮落，兒童因黑暗而愚蒙 – 得不到解決，像本書這一類作品就不會是無益的。」
雨果早年是保守派，在經歷過革命與復辟反覆循環之後，逐漸成為共和派，並且在《悲慘世界》中，表達了他的政見：社會既要注意生產財富，也要照顧合理分配財富。他不同意共產主義的消滅私有制的看法，而較為傾向於當時的社會主義所主張溫和改良：「鼓勵富人，消滅貧困，消滅強者對弱者不公正的剝削，嚴密而友愛地調整勞動報酬，實行免費義務教育而有利於兒童成長，實行財產民主化，不是通過取消財產，而是普及財產，使得每個公民無一例外地成為有產者，這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難做到。總而言之，既要善於創造財富，也要善於分配財富。」（710頁）
他的夢想要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貫穿其間的世界革命浪潮，才在二次戰後以打折方式出現於歐美。然而，歐美福利國家模式又竟是那麼短命，不到七十年又逐步倒退回「只知為富人創造財富，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這大概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我們今天的中國大陸和香港，不僅仍然是「只知為富人創造GDP，而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正」的社會，而且統治者還像150年前那樣，把貧窮和社會犯罪完全推卸到窮人身上，光指責他們「素質」低，缺乏「競爭力」，或者對於犯罪者只知「嚴打」，而不去問問，他們的勞動報酬能否養家，他們的孩子是否接受到有質素而又免費的教育，或者政府和富人對於走投無路的窮人又做過什麼。所以，今天再來讀這部小說，也許「不是無益的」。
最後，香港人今天多讀讀悲劇，同樣「不是無益的」。悲劇英雄在同殘酷的命運鬥爭中所拼發出的一切人性力量，正正能鼓舞沉溺於俗世安逸生活的香港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