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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群魔亂舞中的新聞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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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另一個較短的版本載於《陽光時務週刊》第41期《香港在自殺 中共是輸家》)

在面書上與一些做新舊媒介的朋友爭論《陽光時務周刊》處理劉夢熊爆料事件的手法,可謂莫衷一是。給我的感覺正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言:「舊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還未能誕生:現在是群魔亂舞的時候」。

媒體從來跟政治互相糾纏,對歐美傳媒史略有研究的也大概知道,最早的報紙本身是宣揚對抗封建價值的政治工具,而政論小報 (pamphleteering)更推動了法國大革命及美國獨立等政治運動。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專業新聞標準和倫理,如客觀、平衡、中立等,是因為很多技術(如電報等通訊科技)、政治考慮(在大戰時期避免謠言散播)和二次大戰後對政治宣傳的反思,在過去一百年才建立起來。

這個新聞專業範典,也不見得完美,不少傳媒和政治學者,如研究公共領域的著名學者哈貝馬斯就批評財團組織經營下的媒體機構 (corporate media),因為政商的交疊關係,原來作為公共論辯和監察者的功能,被「公關政治」(public relation)入侵,成為政治工具。

媒體統戰政治
這種「公關政治」在香港繼續變調,成為「統戰政治」。整個大背景,就是目前絕大部份香港媒體的老闆,都變成了全國政協,甚至有加入政府的智庫和諮詢組織。

過去幾年,處身於政治旋渦之中的新聞從業員,只能以新聞「專業」作為與管理層爭辯的理據。譬如說,去年《南華早報》總編把李旺陽被自殺的稿件,由新聞故事 (news story) 變成簡短新聞 (news brief)的做法,就惹來政治考量掩蓋專業判斷的批評。

不過,針對這新聞專業的保護機制,發展出新的政治操作。在反國民教育運動時,就總有幾十名支持國教者同步示威,方便某些媒體以「平衡報導」的原則,放大支持國教者的聲音。公眾對如此的新聞「專業」則越來越質疑,形成了一個專業新聞自我瓦解的惡性循環。

面對著如此境況,新聞從業員應如何是好?棄守專業?繼續以非政治性的專業守則作盾牌?還是擁抱政治?

透明、公開與對話
我認為,在商業媒體機構工作的朋友,可以考慮過去十年,網上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倫理守則,去處理日益政治化的媒體生態。

借新媒體力量而興起的網上公民新聞,從一開始就毫不掩拭其政治大計,有的要把新聞生產從財團經營模式拉出來,有的要去抗衡主流新聞的價值觀,有的要恢愎政治小報的傳統,有的要把寫新聞變成公民實踐。既為政治的一部份,又脫離了「專業」的編採流程。公民記者在早期受到很多質疑與攻擊,但在論辯的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一套新的倫理。一直以來在推動草根新聞不遺餘力的Dan Gilmor 就按著新媒體的特性及公民記者的位置,總結出多項公民新聞的原則,包括:凡事以事實為依歸、真誠與透明、開放並願意改錯與修正、重視過程與對話等等。

由於公民記者寫新聞的動力來自個人以及自己的信念,他們樂意承認其陳述是主觀及片面的,上述的倫理原則也正建基在其「不足」之上:放棄假裝自己所寫的就是客觀真相,而希望透過拋磚引玉的對話過程去彰顯更全面的圖像。

誠然,專業記者在資源、團隊支援等層面上,相對公民記者在調查和處理新聞資料上較「有利」,然而,財團的經營模式卻使他們更容易捲進政治,尤其是當香港社會越來越政治化,建制穩維的「媒體統戰」與泛民的「媒體反對動員」之間,又出現了建制內部分裂出來的「內爆」政治。這次劉夢熊的爆料,就充份展視媒體機構如何變成政治戰爭的工具與戰場。

當劉夢熊於《陽光時務周刊》大談如何促成《東方日報》馬老闆與候任特首梁振英見面交心推高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時,當晚即爆出劉夢熊與《陽光時務周刊》的老闆陳平原來是同一個上市集團「東方明珠」的高層,而且劉更於早前被廉署拘捕。如此一來,當大家對馬老闆與梁振英的邪惡聯盟嗤之以鼻時,又該如何面對陳老闆與劉夢熊的關係?

有朋友就以傳統新聞專業的判準來批評這次《陽光時務周刊》的爆料,認為雜誌放棄了獨立自主、平衡報導和訊息核實的原則,被政客玩弄了。

的確,若記者及編輯有細緻整理劉的個人履歷,很難會忽略劉作為「東方明珠」這上市集團執行董事的職位,以及早於一月九日報章已報導廉署查黃坤、「東方明珠」停牌的消息。老闆陳平與劉夢熊的關係也會自動浮上水面。

任何政治「爆料」本身,已捲進了政治。是工具也好,戰場也好,編輯和記者要保持獨立自主,再不能躲在新聞的背後。事實上,《陽光時務周刊》已成為「二次爆料」的配角/醜角,只能以真誠的態度把新聞製作過程透明化,讓讀者了解大家所面對的「不足」,再自行決定如何理解。

抗拒花生文化
近年,公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已經發展到一個近乎虛無的地步:新聞就是政治操作,大家要麼吃著花生等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劇目,要麼就像王宛之一樣討厭(媒體所呈現的)政治。後者正好是譚耀宗就劉夢熊爆料事件給記者的反應,「我唔想知道佢講咗啲咩」。這集體情緒,不單進一步埋葬媒體的公共性,更會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最大羈絆。

解鈴還須繫鈴人,新舊媒體工作者要一同透過新聞實踐,以新的倫理,走出這瓦解新聞事業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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