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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梁寶山:文創產業──左右夾攻還是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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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梁寶山:文創產業──左右夾攻還是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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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自2月起一連起十期集中探討文化及創意產業勞動問題,由資深藝術家到行政人員的局內人觀點,由學者旁觀到八十後自述,實在可圈可點,為這個原來並不熱烈的話題,勾勒出政策以至實踐的視野。雖然整個主題仍有待鄭新文先生下周壓軸,這裡不妨先集中在核心創意文化(core creative arts)方面來個階段總結。

資助市場
從藝術中心到藝發局再到西九,茹國烈以二十年的資歷證實了市場仍是一個在幻想階段的現實,所謂文創產業,在香港只是一個「有開位、無創業」,由公共資助推波助瀾的「資助市場」(subsided-market) 。 董事會組織與公司化,並不等同產業化,政府仍舊是文化藝術的主要贊助人,甚至進一步承擔了普及文化的市場風險(例如電影)。 所謂市場化,並不完全是制作者與消費市場的直接供求關係,資助制度從中模塑受眾群口味,也主導了制作者的生死。香港這種「兩頭唔到岸」的情況,實在算當獨 特。像已脫離學院自立門戶的鄧樹榮所言,戲劇團體主要仍是非牟利,屬社會服務,「節目多、節目新、票價低」。 對社會來說,好處是保留了英殖時期文娛乃市政服務的公共性,但資助制度所孕育出的觀眾群,抱持的卻未必是與文化發展共同進退的心態,這對希望更上一層樓的 專業工作者來說,實在是個令人尷尬的門檻──豁出去不一定海闊天空,受保護卻意味着要量多於質。殖民不單是政治問題,更是一個文化經濟問題。劇場工作者潘詩韻重提對「購買」海外節目的資助傾斜,變相造成對本土製作的壓迫。保持文化的公共性,又同時兼顧文化發展的持續性,正是轉化資助市場為健康資助環境所要考慮的問題。

勞動與流動
筆者曾在專題開篇指出文創產業一般來說重視聲譽多於學歷。但香港的實況原來仍以公營部門或法定組織為主要的服務和就業機會提供者,因此正規學歷要求便相形重要。 故此,前《香港視覺藝術年鑑》編者林嘉敏對各種大學本科以及其他專業及持續進修課程的量化統計,正好回應了茹國烈指出行內不斷「有位開」的實況。五花百門的課程急劇增加,尤其集中在2010年,八大附屬學院共開設56個相關課程,升幅在一年之間達75%,可謂算當驚人。文化藝術的實質的市/戰場增長,原來不在產品而在教育產業!

創業談可容易?零散工卻是不爭的事實。像楊雪盈一代八十後,社會告訴她們藝術可以是一份職業,但如何在與藝術直接有關,和與廣義創意行業之間安排自己的職業人生?似乎已不是個人的抉擇,而是社會整體的競爭加劇的結構問題。 放諸文創產業,政府急於求成以「大」為要,無視了中小企的創業以至守業空間,演藝畢業生唯有求職於迪士尼,而無望創立自己的藝術,正正窒息整體行業的多元發展。 膨脹與萎縮之間 ,香港文化是否一條難以踰越的無形邊界?地域文化差異是否只能約化成市場邏輯而避重就輕?這種文化邊陲觀,近日又籠罩整個由藝術到普及文化的廣義文化界。 在自由多元的核心價值掩護下,真的就只能以低俗作為對中心的顛覆嗎?被政治所壓抑的創意與本土,林藹雲認為只會把活力流向政治,使社會躁動無日無之。

創意勞動與勞動創意
這一波創意新潮,強調原創,把創意打造成石破天驚的個人成就,然後加以版權化,使之成為以符號方式流通的創意經濟。這股新潮,往往忽略了創意之中的集體性、重覆性與緩慢性。借用英國學者Jim McGuigan 的批評,以創意二字取代藝術,聽起來好像人人有份而更民主,實質只在迎合民粹,把創意個體化、私有化,榨取個性,打造新精英。 但文創產業已是一條不歸路,躲在批判高地並無法抵禦新潮。媒體學者邱林川刻劃出農民工自己搭台唱戲的「打工春晚」個案,既打破了我們對勞動缺乏創意的刻版印象,更讓原是大多數的「邊緣群體」「利用」了主流媒體的管導,展現出勞動創意。文創產業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前文引述過的文化經濟學者 David Throsby 便一再強調它的雙重價值(dual value),它謀求經濟,也追尋金錢以外的非物質價值。聯合國之所以重視文化及創意工業,目的不單在經濟發展,而是探求資本主義的運作如何可兼顧保留人類的文化多元性。尤其在勞動的主體──勞工方面,不能雙腳走路,否則定必後患無窮。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成員

文章刪節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3月29日

本欄逢周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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