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星期四，編輯問我要不要到碼頭去採訪，作為實習記者的我心想一定不能托手踭，結果一做就是整個假期，一做就回不了頭，一做，人就就改變了。
到了碼頭，保安員把我和幾個學生都攔在閘外。於是有同學聯絡閘內的朋友，嘗試幫我們突破保安防線，結果失敗了。最後在同學找來工友協助，才成功進入碼頭。
初入碼頭，看到工人都只是坐在碼路邊，一邊吹水一邊等待談判的結果。訪問經驗很少的我膽粗粗地去問幾個工人，想不到竟然食了幾片檸檬。工人聽到「記者」兩字都有一點戒心，最後只能跟兩個工人談了一會。當聽到他們的故事，了解到他們的工作環境，我一方面是很驚訝，另一方面暗地決定「一定要幫他們做點事」。我這種人，搞事搞不了，於是就用筆寫下一些東西，一些人們不知道的東西。
漸漸地，社會開始關注碼頭工潮，但有一些主流媒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作出了偏頗的報導，亦有些傳媒報導的新聞跟我在現場見到的有很大出入。雖然風大雨大，但工友和學生一直都十分和平理性地進行罷工行動，不見得有甚麼激烈的行動，反而見過保安員曾撞傷聲援的市民（獨媒記者Yiuman記錄了保安員撞跌打算拿物資入碼頭的員工家屬）。
不過，這不代表保安員是邪惡的。罷工的某天當我與左翼21成員Gil閒談時，他說：「可能他們也被我們感動了，明白到自己都是被壓迫的一群。今早我已經用方包『收買』他，現在他還讓我為iPhone叉電呢。」不管你是甚麼工人，其實大家本身都是被大財團剝削的一群吧。
在工運初期，可能工友仍未習慣面對傳媒，對傳媒訪問都不願上鏡，於是我們經常在電視及報紙上看到的大多是工會幹事和學生，工友的面目都不太清楚。終於找到了一位老揸紙訪問，了解到碼頭危險的工作環境。這種危險，是威脅生命的危險。為了盡快完成交收，船上工人處理好一個貨櫃後，另一個貨櫃就會立即在頭上經過，很難想像如果貨櫃掉下來會有怎樣的後果。老揸紙勸勉年輕人要多點讀書，不要到碼頭工作。
另外又找了三位年輕的工友訪問，他們一方面控訴不定的食飯時間和羞辱的如廁方式，一方面又感嘆與家人見面時間少。其中一位育有一個兩歲大女兒的爸爸國華說：「我上班的時候，老婆和女兒都睡了。我起床的時候，她們還熟睡中，根本就沒有相處時間。」之後再遇上他，又跟我說了一句很令人無奈的說話：「罷工後難得有時間幫女兒洗澡，誰知她竟叫我叔叔......」再堅強的男子漢面對這種事情，都難免會心酸。
這不只是一場爭取加薪運動，更是一場爭取工人尊嚴和捍衛生命的運動。
正如之前說過，我們是公正的，但多數會站在弱勢的一方。
工運發展得十分快，愈來愈多工友和學生加入，亦開始有一些政黨政團到場「抽水」。其實在工友心目中，只要是到碼頭支持他們的，他們都會以正面的態度看待。例如總有些人也許會對來「抽水」的政黨政團嗤之以鼻，但工友卻從不理會。我們會常常看一個人的政黨背景再想他們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過在他們心目中，不管是梁國雄還是梁美芬，只到場的也是代表他們對自己的支持。
當然，工人最信任的仍是學生，彼此關係有如情人般緊密。特別是一班由工運第一天直到今日都支援工友的學生組織，這班學生來自不同院校、不同組織，但為了同一件事走在一起。他們有良好的默契和組織，為工人提供了強大的支援。不過學生的深度介入，難免會使人質疑其動機，甚至提出陰謀論，抹黑支援的學生。
學聯同學和工友對談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訪談文章，除了是因為我寫之外(唔好笑啦)，更回應了一些批評學生的言論。受訪工友徐先生在訪問結束後跟我說：「香港未來靠你啦。」我回答：「不是靠我啦，我是記者，又沒有做過甚麼。」徐先生說：「你後生嘛，雖然經常強調自己是記者，那你就盡力去做啊，香港未來都係靠你啦。」
這句說話，我一直記住。
幾日後在採訪遊行時再遇上總位受訪者，有幸得到他們的正評，這種感覺很實在，很滿足。
幾日的採訪帶給我許多很新穎的想法和體會，除了是思想上的，還有第一次採訪受阻的經驗，被攔後我還忍不住用手機發了文，實行用文字無聲抗議。這也使我明白到，這個年頭記者身份在香港真的沒有甚麼用。
一直以來，我都不明白學生為何要站在社會運動的前線，但現在終於明白了。
星期日的苦行，換著是我一定走不完，於是我整理了我的筆記完成了這篇文章。學生，其實我都是學生，也許我不很懂得搞運動，但也總算有一點墨水，那我就盡力去用自己的方法做好吧。
今天是罷工的第22日，我預祝各位學生和工友打贏這場仗，到時我一定會回來寫下你們勝利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