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兆澤家裏長期存放了大量的紅色小丑鼻，他用來送給新朋友，希望為他們帶來歡樂。我有幸也有一個，它的確為我帶來歡樂，站在鏡子前，看看戴上紅鼻的自己，再壞的心情都會不禁失笑。因為兆澤，我才知道小丑送出的歡樂，不是依靠七彩的假髮，或是誇張的服飾，而是將生活經驗透過創意演出，呈現給觀眾。小丑表演是一門藝術，兆澤則是一名藝術家。
年僅29歲的兆澤已經當了八年小丑，生意穩定，也上了軌道。數月前，他和拍檔黎貴來（Eric），另一名擅長氣球表演的小丑，在葵芳港鐵站附近的工業大廈租了一個600呎單位，開設小丑工作室。八年前，兆澤第一次在海港城演出，為一間信用卡公司送氣球作宣傳，表演前他只接受了兩小時排練。當然，在排練之前，他經歷過無數小時的訓練，在香港各處地方，跟不同老師學習，才能成為一流的小丑表演藝術家。
關於兆澤與小丑的故事，就要從2000年說起。當時加拿大著名太陽劇團（Cirque de Soleil）來港演出其代表作《藝界人生》（Saltimbanco），地點在當年仍在「曬太陽」的金鐘添馬艦，「當時我16歲，看了兩場，由空中飛人到小丑表演，整個人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幻世界，看完就立志要成為馬戲團演員」。
香港沒有馬戲團，也沒有馬戲學校，要學就惟有到外國去。「當時我捜集了一些資料，外國馬戲學校收費不便宜，考慮到自己仍年輕，留在香港應該有其他出路」。每逢課餘及周末，兆澤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又學芭蕾舞、爵士舞、現代舞和霹靂舞，總之有興趣又有幫助的，他都去學，包括體操，「我住在荃灣，學體操要去沙田，父母放心讓我一個人去，因為香港地方細，交通方便。他們不擔心我學得太多，影響學業，只要不學壞，他們都支持」。
當年最困難是要找一間芭蕾舞學校，願意教授一個完全沒有跳舞底子的十幾歲男孩，遭連番拒絕後，兆澤幸得體操班一名女同學介紹，才好不容易獲得一間學校取錄，跟一班中年婦女一起學跳芭蕾舞，他跟當年的芭蕾舞老師至今仍常有往來。後來升讀大學，兆澤選擇了浸會大學體育系，既可繼續學習體操，也可修讀其他如節目策劃等課程，「我最喜歡讀藝術課程，在機會跟最頂尖的藝術家學習演戲、文學、編舞、甚至造玻璃技術」。
八年前兆澤首次演出，正式踏上小丑之路。「起初小丑最吸引我之處，是只用最小的動作便能吸引全埸觀眾」，他漸漸發現小丑表演其實是一門藝術，「跟空中飛人不同，最好的小丑是經得起歲月磨練，學得越多，經歷更多，學得渾身本領，然後將所有技巧統統捨棄，以最自然的狀態上台」。一場精彩的表演，更需要一個起承轉合的劇本，「我正在學習寫劇本，要成為一個專業小丑，就要不斷學習新事物」。
小丑表演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盤生意，兆澤嘗試結合藝術與商業原素，以搶眼和直接到位的演出作賣點；他的拍檔Eric則專攻形象設計和氣球表演，互有分工，生意越做越好。今年暑假，他們租下葵芳一個工廈單位，用來見客、存放道具和培訓年輕小丑。距料約兩個月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佈政府計劃放寬工廈用途，獲准改建小型住宅，工廈業主不是封盤，便是大幅加租，「幸好我們在暑假時找到這單位，否則成立工作室的計劃一定受影響」。
兆澤曾考慮租用商業大廈，一來租金貴，而且限制太多，「要找個一個合適單位真的好難，要交通方便，樓底夠高，也要有窗，更需要24小時都可辦公，最重要租金平宜，所以只能找某些地方的工廈」。小丑工作室成立後，兆澤會多做培訓工作，「我心目中的好小丑必須有愛心，他們會去醫院做義工，為病人送上歡笑」。
兆澤的問與答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我最鍾意香港地方夠細，從一個地方去另一處，車程最多兩個半小時，見朋友好方便，有緊密的人際關係。如果你開間雲吞麵店，所有屋邨居民都來光顧就可以生存，如果你的麵做得好，就算住在對面海的市民都樂意前來幫襯。雖然地方細，但香港甚麼都有，有雜貨店滿足生活所需，也有一流的藝術表演，更有山有海。
假如當年找不到芭蕾舞學校或老師教體操，我只好到外國報讀馬戲學校。正因為這個城市能提供各種知識和表演藝術，讓我可以當上小丑。我可以去深水埗行一圈，用平宜價錢買齊各種表演道具；假如我在美國做小丑，肯定花費不菲。
香港有幸是一個沿海城市，又有郊野公園可以行山，反而大自然環境在大陸消失得好快。我們各區有不同風貌，由山頂豪宅到公屋到新界鄉村。試想像一下你是遊客，在香港各處漫步，風貌不斷轉換，感覺很特別，也成藝術家的靈感來源。」
我最討厭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最令我討厭是我們太看重賺錢，無論做甚麼事情，首先考慮是賺不賺錢，能賺多少錢。這種思維已成習慣。因為這個原因，大部份小丑只為賺錢而不是做好表演，從他們的粗糙化粧和馬虎戲服就能看出來。因為我們太重視金錢，大自然本來屬於大家，也用來賺錢，山景和海景都有市有價。可能香港地方細，要住得好就要多好錢。外國地大物博，不需太富裕已經可以生活得好好，但在香港，我們要用好多錢才會快樂。」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城市……
「香港是一個急速變化的城市，無人能獨善其身，置身其中，每個人都要不停調較自己，去適應改變。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區，當五十年不變的限期屆滿，我們又要重新適應。農夫在新界耕田，政府要收地起樓；電視轉高清，又要買新電視。不公義的事固然要改，若金錢至上的思維不變，香港還是沿地踏步。由於租金不斷上升，不少人寧願放棄本業，也要將舖位出租，因為收租好賺過自己做生意。假如這情況持續，那些賺錢不多的傳統行業便沒有人去承傳，逐漸消失。我曾經見過一輛雪糕車，車身也用來賣廣告，沒有了『富豪雪糕』這個傳統招牌。我很不開心，因為那輛雪糕車已經變得很陌生。其實雪糕車仍有市場，不應本末倒置」。
《城市日記》第二期可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