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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母親,解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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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母親,解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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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圖為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廿多年來,她堅持要為兒子平反六四。原文刊於《陽光時務週刊》第 55 期《中國經濟硬著陸?》

過去幾個月,母親因為中風,暫搬到我家療養。為了測試她的記憶,我花了一天談她娘家的家族史。

母親經驗裡的家

母親的祖父是印尼華僑,因為兒子於二次戰時在印尼戰死,為了離開傷心地,也為了建國,一家人搬回潮州,並買了一幅地,希望落地生根。但卻因為這幅地,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被活活打死。據我媽媽記憶所及,大概有四、五個直系親屬是在土改被鬥死。

本來,她與新加坡的表兄有婚約,卻因為種種政治的風浪而終止,最後被安排嫁給家庭成份為小農、並已安頓在香港的父親。我媽說,婚嫁的決定是為了走出國,建立海外關係,支持因地主成份而被鬥的娘家。結果,婚後十多年才申請到三個名額的雙程證。但家裡卻有三個孩子,她抱著「一個不能少」的堅持,拒絕簽收,連續多月天天跑去求當地幹部,最後才讓三個孩子一起走。

小時候,覺得媽媽的世界很小,自己的生命就圍著一頭家在轉,但她的「家」並不是我所看到那四堵牆的家,而是因為歷史和政治運動而打散得七凌八落的家,她就花了近乎一生的時間,一磚一瓦的要把它重建起來。

那個破碎的「家」在過去,並在她離開家鄉後與她的人生分道揚標,平衡地發展,但她卻按著自己既有的藍圖,固執地落實自己的重建工程,儘管那工程不合時宜,也不被理解、甚至被視為多此一舉,但為了完成腦裡的大計,她節衣縮食,拼命工作,放棄了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和舒適的生活。

我不是要投訴母親頑固,雖然我也曾經有過電影《掟阿媽出火車》那股衝動。我想說明的是,母親經驗裡的「家」,並不是社會學裡講的「社會基礎單元」、「私領域」,它是歷史記憶、創傷、渴望、愛、堅持、實踐和重建秩序的框架,它的確是一個籠牢,但這個籠牢是自己所鑄建的,能抵禦各種和樣的「大話」,譬如說,我的母親就一點不理會無線處境劇裡「和諧家庭」或地產商廣告中「理想家園」的召喚,對於她來說,那些家庭關係虛幻無比、無中生有。

受困於「家庭功能論」的女性主義

「走出家庭」是不少女性主義者的實踐信念,這想法部份源自歐洲女性扺抗貴族家庭的經驗, 亦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起源》的理論影響。去年在一個粵港女性主義交流的會議上,當討論到女性主義在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議題上缺席的問題,在場就有一些朋友就對生育的議題感到糾結,「女性與生育關係,好像強化了女性在家庭和生育(即母親)的角色,這不是我們一直要抗衡的嗎?」

的確,家庭是一個再生產的社會組織,但生育並不是私事, 也不是家庭的全部。「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一個家背後,都是一段的歷史,以家而集結起來的小社群透過一個又一個的選擇,去延續和改寫歷史。

然而,不同的力量卻要去把「家」變成維穩的機器,並把「母親」與政府管治和國家發展榮辱連繫在一起,把「家」變成純綷發揮社會或國家發展「功能」的「家」。譬如說,曾蔭權時代的家庭政策,旨在強化家庭的生育和安老功能,而中國共產黨不論早期經濟改革的「包產到戶」或控制生育政策,又或國營企業改革時叫女工回家,都把「家」變成生產與人口控制的單元。

作為社運組織的家

當女性主義者對這些透過控制「家」去擄拐女性的政策說不時,卻往往忽略了「家」作為一個小社會共同體和改寫和打造未來的志意聚合;「家」可以是一個社運組織,而母親可以是組織的核心。

上星期去馬來西亞觀選,碰上一個投訴兒子政治冷感的媽媽,她是第三代的大馬華人,爺爺那一代開始在吉隆坡賣麵包,經歷過1969年的513慘案,也看到巫統過去幾十年不斷出賣國產、壟斷經濟的貪腐,在選舉期間,她就把「家」變成一個動員組織。她之所以能走出制度為「家」所設定的維穩「功能」,在於她意覺到個人/家族/社會/國家歷史之間的交疊,故銳意建造一個要去改變現況的「家」。

這位媽媽並不孤獨,推動國民覺醒運動的大馬淨選盟的媽媽組織,把一個又一個的家串起來,成為一個重朔社會道德的網絡,透過「母親」意志推動下,「家」成為社會改造的力量。

當母親發現了自己,當子女發現了母親,家庭可以變成解放陣地。寫於2013年,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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