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困局下的抗爭 - 失靈的七一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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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編輯所加

「零三‧七一」被譽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復甦,香港人對特區殖民管治體系失效的反撲。自此,「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逼使政府撤回廿三條,成為了「上街有效」的佐證。但年復年的上街,使人質疑遊行對改變社會現狀的效能。集體行動被視為再自然不過之事,遊行成為生活一部份,遊行、吶喊、然後和平散去,此亦無怪乎有人開始揶揄年復年的七一遊行為「民主大散步」。但政改逼在眉睫,遊行到底能為香港社會帶來什麼改變?學者提出的和平佔中,是否更能給予香港人厚望?然而面對看似龐大凶殘的北方巨人步步進擊,佔中又有何意義?或許大眾的視野需要擴及中國的政經狀況,才能撥開迷霧,為七一遊行,及至以後的本土抗爭賦予意義,顛覆現狀。

社運社會 - 失去顛覆性的行動
在一個理想的民選政治體系中,遊行自然需要政府官員回應市民訴求。因為一個獲公民授權的政體,權力來源源自選民,當權者必然向大眾問責。政府及公民社會需要在公共領域提出各自的公共論述以回應對方,以論述取得大眾信服,使政府管治得效。但在香港,為中共欽點,再透過本地財閥扶植的特首及權貴把持的立法會,自然無需理會民意。故此香港的在地遊行不但並非僅僅為觀點交流,更是香港人一直以來慣常採用的抗爭行動,以反抗當權者獨斷施政。但在遊行常態化後,當初遊行為社會帶來的振盪威力劇減,再加上社會議題日新,若無一定數量的群眾參與,並持續給予政府壓力,遊行抗爭將淪為「民主散步」。

單計2012年,警方數字報稱遊行次數便計1,930次。而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的七一遊行,難免被冠以「無用」論。香港社會遊行次數之多,令本地學者陳韜文和李立峰視香港已進入「社運社會」,集體行動已被視為自然不過之事,「遊行常態化」,再沒有當初民眾群湧上街的「不確定性」及對社會的「衝擊性」。遊行成為生活一部份,對政府的衝擊漸漸化成水中擊石,了無回響。

延後淪陷的盾牌
但在權力嚴重失衡的香港,市民難以爭取權益的形勢下,遊行仍為香港延後大陸化的盾牌。過往十年,立法機關矮化成行政附庸,法治屢被威逼在人治之下,傳媒被變收編打壓,學術淪為學究,經濟壟斷資源傾斜,香港漸漸開始「走向共和」。若然香港連遊行亦欠逢,可猜想情況將會比現在更嚴峻。但面對四方八面的染紅滲透大陸化,遊行並不能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的希望。若要在香港淪為國內普通城市前掀起漣漪,香港必須確立普選及民主憲政,重新奠定政府的合法性,從而保障公民應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方能政通人和。

歷史長河中的香港抗爭 - 學界經驗
但在香港老舊殖民管治體系崩塌而慣常的抗爭方法又失效的時刻,公民抗命亦遂迎運而生,獲學者倡議。這又反而使二零一三年的七一遊行別具時代意義。七一立足街頭的群眾,將逼使特區政府及中共當局重新評估其政改步閥,以至詳細權衡明年來勢濤濤的和平佔中。影響鄰近地區的香港在地抗爭早有歷史,而學界更是有悠長的公民抗命傳統。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促使中國多個城市罷工,及後的66、67暴動與文革呼應。及至七十年代,公民抗命亦見於學生主導的七七保釣運動,當年英殖政府拒絕市民於維園示威,但在當時偏向親中的學聯成員堅持下,市民進佔維園,最終逼使政府改變政策。

八九民運後,有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成員更認為需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以延續北京學生的抗爭精神。故90年代開始,學聯多立足於公民抗命的形式,例如僅僅知會警方而不申請牌照的情況下發動示威,去衝擊嚴重損害人權自由的公安條例,換取大眾關注,並最終逼使英政府將與《人權法案》有所抵觸的法例廢除或修訂,當中包括《公安條例》中的申請制度(惟回歸後成立的臨時立會重新修訂,並復原《公安條例》中的申請制度)。即使為去年連續多天數萬人群集於政府總部的反國教集會,亦是無向警方申請的公民集會,亦即公民抗命。故此公民抗命並不新穎,而和平佔中體現的,正正在於以總體公民抗命的非暴力不合作手法,逼使毫無合法性的政權讓步。在公民抗命面前,若然特區政府不作讓步,必然會為群眾杯葛而喪失管治權威,繼而受八方批評質疑,換來國際壓力,難以再繼續其管治。

信任 - 公民行動的基礎
但公民抗命的手法能否得效,當視乎社會運動予大眾的想像及可塑性。曾帶領五十萬紅衫軍圍堵政府反陳水扁的台灣社運家簡鍚堦,上星期受華人民主書院邀請,主講非暴力抗爭訓練(如罷市、燭光晚會等)。簡認為非暴力的重要性在於極權政府只會以抗爭者使用暴力作為動武的藉口。故行動者必須不使用暴力,以使自已的抗爭換的社會認同。運動不只需要群眾與組織者間的信任,更需要群眾明白並確信大眾自身的參與將使運動推進成功,達陣而回。故此,大眾的參與不應只是停留在「珍惜表達言論自由的機會」,更應有明確的目標,適當的方法制產滲透施暴者,為公民行動賦予意義及可能。這亦無怪乎在香港,當有部份人士以入獄為抗爭的前提,便被大眾批評為「失敗主義」,預兆運動將終以失敗告終,令市民質疑運動的可行性及參與意向。

直視當權者的經濟危機
簡認為公民抗命不止是行動上的抗爭,亦需要分析社會現狀,以評估運動的可行性。故此,大眾有必要直視當權者的真貌,不能僅以「極權國家」、「人權屠夫」含混其詞。2010政改一役,透視中共當權者的決定必然影響港府的政改態度。而中共治下的中國,雖然號稱作為經濟體系第二大,但內部經濟早已充滿泡沫,隨時爆破沉船。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去年出版的《嚴防金融海嘯重臨﹣香港監管文化得啟示》,揭示了中國政府在面對2008年金融海嘯時,放寬了一度嚴控的貸款措施。一度於90年代末沉寂,由政府政策推動的「政策貸款」及重視政治人際關系的「關係貸款」死灰復燃,大量草率借貸出現,其貸款規模已超出地方政府及銀行的可承受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的報告更多次就此發出警告。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更承認,發予地方政府的銀行貸款,近五份一為有問題貸款。80年代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改革四君子」之一朱嘉明便認為,「中國異化成經濟實體」,政府與國企扭作一團,多為黨員主理的國營企業藉政府資助發展成跨國企業,政府官員則從貸款國企的業務中獲利自肥,官員及國企利益瓜葛難以切割。此亦難怪顧汝德認為「銀行體系現成為中國實施國家計劃目標發政策指令的最後一著」,而中國政府為了擴展其影響力,務必重整金融銀行業,並使人民幣國際化。但在中國銀行體系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情況下,只能仰靠「香港充當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點」,汲取香港以穩定為先的金融銀行體系管理經驗,以求確立穩建獨立的銀行體制。

若然社會預計佔中者決意甚堅,運動曠日持久,勢將左右投資者信心,繼而影響金融業。故此,佔中除了是香港人直接撼動政府管治威信的行動,亦關乎中共能否借推進香港金融業以改革大陸金融業自保,以此延續其政權穩定,粗放發展GDP主義,以財權穩政權的計劃。以此觀之,中共勒令鎮壓佔中無寧是放棄改革經濟現況,亦將繼續惡化中國政府財政狀況,將中共政權自身置於險地。

搖搖卻墜的大國
而中國身為第二大經濟體系,一旦經濟崩潰,不但影響國內,更波及全球。中國入口量為世界第二多,出口量為世界首位,與日本、美國、英國等不少經濟發達國家已形成貿易鏈。加拿大資深記者劉高登(Gordon Laird)在其著作《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剖析中國經濟問題時,便引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員所言,指出中國目前仍有三億人每日活在世界銀行訂立的一美元貧窮線以下。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狀況被大大誇大。高認為「中國的權力結構有問題且很不對稱,說不定會發生氣候變遷科學中類似的模式轉換。假如不成功,結果會很嚴重⋯⋯中國即將爆發的內部危機造成的隨意變動,能在環境的衝擊、能源成本及貿易赤字阻塞廉價貨品流動之前,就先破壞歐美的經濟。」

中國目前帳目混亂,國有企業又壟斷巨富,貧富懸殊急速膨脹,是暴力動盪的根源。這亦解釋了七千億維穩費高於軍費的開支投放。連被譽為改革派的前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家人亦亦坐擁大量財富,中共別無鬆綁方法,唯有靠暴力鎮住國內零聲抗議。但國際社會以至中共根本難以承受經濟崩潰,若然中國經濟倒塌,無可避免將引來另一次連鎖世界性經濟災難。故此,和平佔中一旦發生,當權者將需面對香港市民的施壓,國際輿論,以致自身政權崩壞的顧慮。

公民抗命重塑遊行意義
今年七一,將是政改的前哨戰。政府以至中共必會以此為日後的政改運動,甚至佔中作出風險評估。數十萬人的集體抗爭,無寧將逼使當權者更焦慮地思考自身的處境。香港人一三年七一上街,必然是推動整個政改運動的重要一步,以至可視為香港人對政府發出的政改最後通牒。往後一系列的公民商討,以至全港公投,必然令運動的動員力及號召大擴大。政改逼在眉睫,苦然政府仍有自知之明,理應盡快啟動諮詢,落實民主憲政!

延伸閱讀:
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
李立峰、陳韜文—<初探香港「社運社會」 ——分析香港社會集體抗爭行動的形態和發展>
劉高登—《廉價商品—全球質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Gordon Laird: The Price of a Bargain: The Quest for Change and the Death of Globalization)
顧汝德—《嚴防金融海嘯重臨—香港監管文化得啟示》(Leo F. Goodstadt:Reluctant regulators : how the West created and how China surviv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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