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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香港的「本土性」 和「本土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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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關「本土」或「本土派」立場的討論,沸沸揚揚。借用英語的講法,這次討論暫時只產生熱能,卻沒有光(The discussions generate heat but not light)。香港的殖民統治既結束(起碼在名義上),「本土」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概念,因為廣義的殖民是指外來事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已離開香港多年的港大榮休教授Ackbar Abbas在他那部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更提出慎防「本土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local)。他說:"The local is not easily localized."又說:"What I am suggesting is that 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p. 12)

他的意思是「本土」並不容易「本土化」,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他這番話是基於他認為有別於印度、南非或南美洲等前殖民地,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他指出:"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has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p. 2) Abbas當然知道甚至參觀了李鄭屋村的東漢古墓,他亦知道唐朝時曾在屯門駐軍,又或者官塘的名稱來自它曾是官方營運的鹽田;但正如香港歷史博物館裡的常設展覽說的「香港故事」,香港由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灰姑娘的故事顯然是在英國人面上貼金。

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香港故事」依然是這個灰姑娘的故事,北京的老爺們顯然樂於見到香港繼續是個被後母欺凌的灰姑娘。Abbas的重點在於今日人們熟悉的香港,尤其是一個「中環價值」凌駕一切的香港是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不是東漢古墓、屯門駐軍或官塘的鹽田做成的。他的見解早在16年前提出,對任何「本土論述」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他提出的是關乎「本土」的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否站得住!不過到目前為止,各種「本土」的論述似乎都未有認真面對Abbas提出的質疑!.

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但「城邦」是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形態,早期的羅馬也是「城邦」;中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由於在政治上並不從屬任何強大的政權,因而亦稱得上是「城邦」。「城邦」是典型的西方歷史文化的產物,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似乎應驗了「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的溫馨提示。事實上,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十分重視的「粵語」和「繁體字」恰好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才不曾被「胡語」污染了的「普通話」(其實是「官話」)和自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的「殘體字」侵蝕。「粵語」和「繁體字」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本土」不容易「本土化」,然則「本土論述」是否註定失敗?由於有關的討論經常演變為意氣之爭,令人忽視「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即使在學術的層次上不同意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但後者清楚指出「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這點恰好是聲稱爭取「民主」的香港泛民主派多年來忽視的。

「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在1997年前的中英談判期間提出,但一直只屬北京的大老爺「說了算」的層次。建基於這種基礎的「高度自治」有如海市蜃樓,由不會也不願說粵語的中聯辦官員一手策劃的特首選舉最能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麼高。經過一場所謂「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之後,「本土論述」早已自行從象牙塔跳到地上。但跳出象牙塔不等如毋須理會嚴謹的學術探討,Abbas設下的難題必須解答了,「本土論述」才不至再一次變成海市蜃樓。有趣的是Abbas曾直接提及「粵語」和「本土」的關係,他說:"The 'local' in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dopting Cantonese, the local dialect, instead of English,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can find expression in Cantonese just as well as in English. (pp11-12)他認為以粵語取代英語不表示「本土化」,九七之前,立法會的辯論以英語進行,後七之後改用粵語,但只要有一群以北京的大老爺馬首是瞻的議員順利或自動當選,「本土」之說無從談起。

雖然如此,語言是建立「本土論述」的基石,現代的語言研究指出,語言絕對不是一套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相反人們必須在語言裡思考,語言有如空氣,人根本生活在語言裡。由於這個原因,每當生活出現重大轉變時,語言往往最深刻地表達了當中的轉變,白話文取代八股文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詞彙和名稱更是社會轉變的重要指標,名稱在語言的體系裡十分重要,因為逃避納粹黨逼害而自殺身亡的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認為名稱最能表達事物的真諦,並且把事物的本質和紛紜的現象清楚區分。他更指出名稱壓根兒是一種存有的狀態(state of being)(註1)。市建局無視灣仔利東街的居民反對,執意清拆滿載香港街道特色的「囍帖街」(利東街的別名),並曾揚言要打造一條提供「嫁娶」一站式服務的「嫁娶街」。若干年後,市建局的重建大計「大功告成」,並把整個重建項目命名為「囍歡里」。消息公佈後,立即在網上被網民「鬧爆」,並且招至各式各樣的揶揄。名稱有別於記號,名稱是一種存有的狀態,利東街原是「囍帖街」,後者正好是一種存有狀態。重建後的利東街面目全非,普羅市民對這處曾滿載香港街道特色的地方一無所知時,有關方面卻急不及待冠上「囍歡里」這樣一個強逼市民大眾拍掌叫好的名稱,當然惹來強大的反彈和反感。

跟「囍帖街」相比,「囍歡里」固然缺乏前者的平實,更予人「假大空」的感覺。更嚴重的是「囍歡里」無非是重建計劃的主事者矯揉造作博取市民大眾讚賞的名字,而「囍帖街」則來自班雅明所說的初始感觀(primary perception),他認為這種初始感觀的特色在於詞彙擁有其作為名字的高貴,絲毫不曾受到任何刻意安排的損害 (”Words possess their own nobility as names, unimpired by cognitive meaning.”)(註2)班雅明對名字或名稱的見解有助解決有關「西九文化區」即將落成的「戲曲中心」的英文翻譯的爭議。目前的爭議在於應以漢語併音,把「戲曲中心」譯作Xiqu Center,還是把戲曲譯作Chinese Opera。反對按漢語併音翻譯的人士揶揄戲曲的漢語併音跟「私處」相同,實在貽笑大方;反對者更以此說明中國大陸推行的「普通話」,音調貧乏,做成大量同音字。支持漢語併音翻譯「戲曲中心」的人士則指出中國的戲曲有別於西方的歌劇,因為中國戲曲包含雜耍的元素,亦有不少插科打諢的情節,這些均是西方歌劇所沒有的。

雙方各持己見之下,情形似是膠著。不過爭議的雙方均忽略了一個十分基本的問題——為甚麼須要英文譯名?巴黎著名的歌劇團(L’Opera de Paris)每年演出高達380場歌劇、芭蕾舞或音樂會,演出的場地遍佈巴黎,觀眾人數高達800,000人。不過所有演出場地都只有法文名稱,沒有翻譯成其他文字。其實一所永久的,並且必定向公眾開放的「戲曲中心」,在中國戲曲發展裡,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絕對是嶄新的事物。戲曲形成於元、明之間,相對於詩、詞、歌、賦,戲曲有如話本小說,是較晚出現的事物。戲曲的發展還有一重要的特點,有「東方莎士比亞」之稱的湯顯祖,有感官場黑暗,辭官還鄉後潛心創作《牡丹亭》,並改建自己居所的一部份為上演戲曲的戲棚。湯顯祖是中國戲曲發展的一名重要人物,但連同《牡丹亭》,他總共才創作了三部作品;更須要指出的是湯顯祖有生之年,能觀賞他的作品的,僅限於他家鄉的鄉親。《紅樓夢》這部清朝的作品,清楚無誤地說明當時戲曲不過是官宦人家喜慶時,在自家裡上演的助慶節目而已。據說洪的《長生殿》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裡演出三日三夜,洪本人則飲得酩酊大醉。即使是「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曾上演粵劇的「利舞臺」亦冠上香港望族的姓氏。在最初的數百年裡,中國戲曲不過是官宦人家喜慶時上演的助慶節目,觀眾層面狹窄,題材亦因而狹窄,幾乎是千篇一律「才子佳人」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由於戲曲的觀眾不是廣大的民眾,而是個別地方的官宦人家,因此,中國戲曲充滿濃厚的地方色彩。相反,西方的歌劇原是以意大利話演出,自從莫札特打破常規,以德語創作歌劇之後,意大利語便不再壟斷歌劇創作。不過語言雖不盡相同,但對音樂的要求卻一樣。每個歌劇團必定有專用的管絃樂團,而且西方的歌劇由作曲家創作樂曲,再交專人填詞;與中國戲曲那樣,只是為舊曲譜上新詞絕然不同。

總而言之,戲曲確實有別於歌劇,但箇中的差異固然是在於戲曲本身的特色,但亦不能忽視箇中的差異更是基於戲曲本身的不足;像一所永久向公眾開放的「戲曲中心」便絕對是嶄新的事物。戲曲有別於歌劇,稱之為Chinese Opera確實不當,但按漢語併音的翻譯卻又令人啼笑皆非。既然人家的Opera不作中文翻譯,為何「戲曲中心」必須有英文翻譯?答案當然跟「西九文化區」這個龐大的計劃有關,「戲曲中心」是整個「西九文化區」最早落成的項目。「西九文化區」這個龐大的計劃無非要使香港這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增添一點文化魅力,確保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地位。在21世紀資本主義體系出現所謂「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之際(註3),「西九文化區」這一龐大計劃旨在確保香港的競爭力,發展文化不過是點綴而已。「戲曲中心」作為面向「國際社會」的「西九文化區」最早落成的項目,當然須要英文這一國際通行的語言的翻譯。換言之,「戲曲中心」這個名稱本身其實跟「囍歡里」有點同病相憐,同是擺脫不了主事者的意圖。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是整個「西九文化區」的總負責人,這位總負責人是否明白一所永久向公眾開放的「戲曲中心」在中國戲曲發展的重大意義,實在無從得知。不過更值得討論的是名字表達一種存有的狀態(state of being),而這種存有狀態首先是上文所言,語言有如人們生活的空氣,語言絕對不是表達某種事物或意念的工具,語言表達的是語言自己(註4)。「戲曲中心」是「西九文化區」內,一所或一系列建築物的名字。出現這名字當然首先經過命名的過程,班雅明指出在語言的領域裡,命名的唯一目的和最深刻的意義在於說明語言最核心的本質(”Naming, in the realm of language, has as its sole purpose and its incomparably high meaning that it is the innermost nature of language itself.”)(註5)班雅明又強調命名的真諦在於除了名字本身以外,便再沒有任何事物。他認為命名就是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Naming is that by which nothing beyond it is communicated, and in which language itself communicates itself absolutely.”)(註6)。在語言的領域裡,「戲曲中心」除了表達語言自己之外,絲毫沒有表達任何事物。當然「西九文化區」的主事者把首個落成的項目命名為「戲曲中心」,其意圖無非是要展現廣闊的「文化視野」,要打造香港成為全中國戲曲的中心。

問題是名字本身表達的就只是語言自己,「戲曲中心」的命名跟「囍歡里」如出一轍,主事者的意圖昭然若揭。中國戲曲既富於地方色彩,在理念上根本不可能有甚麼「戲曲中心」。雖然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曾是不折不扣的「粵劇中心」,但「粵劇」不過是中國戲曲的一種;即使香港仍稱得上是「粵劇中心」,也不可能是「戲曲中心」。「西九文化區」首個落成的項目卻為「戲曲中心」,而不是野心少得多,但貼近香港實際情況的「粵劇中心」。由於整個「西九文化區」計劃是一野心勃勃的計劃,首個落成的項目更無論如何要有英文譯名。班雅明在〈翻譯者的任務〉一文裡劈頭第一段便指出:沒有一首詩是專門為讀者而寫,沒有一幅畫是專門為觀畫者而畫,沒有一首交響曲是專門為聽眾而作。他接著指出翻譯也不是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做(註7)。可是「西九文化區」首個落成的項目必須有英文翻譯,原因顯然是為了不懂中文的人,當前有關英文譯名的爭議卻把為甚麼要翻譯的問題掩蓋了。

無論從理念上或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香港頂多只能成為「粵劇中心」,不可能成為「戲曲中心」。後者和「囍歡里」無甚分別,不過是主事者好大喜功的表現。「戲曲中心」和「囍歡里」這兩個事例又正好說明,在缺乏香港「本土性」的理解之下,歷史博物館裡的「香港故事」常設展覽說的那個灰姑娘的故事深深篏入市民大眾以至政府官員的腦海裡。灰姑娘要擺脫後母的欺凌,唯一的方法是穿上玻璃鞋,坐上南瓜變成的馬車出席舞會,與王子邂逅。在缺乏香港「本土性」的理解下,無論是政府的施政,以至公民社會的抗爭或充權行動都往往事半功倍,甚至失諸交臂。像當前關於「戲曲中心」的英文翻譯的爭議便完全是庸人自擾,香港目前連安排粵劇演出已是捉襟見肘,安排其他地方的戲曲上演更必須倚賴中國大陸的協助。這些充滿中國各地地方色彩的戲曲或許會吸引個別追求異國風情的西方遊客專誠欣賞,但對粵劇也無甚興趣的香港年青新一代會有多大吸引?答案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毋須為「戲曲中心」翻譯,更何況在理念上,「戲曲中心」的名稱本身已是英文所說的Misnomer,即錯誤的名字。即使「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落成,香港也永遠不會成為「戲曲中心」,根本毋須為一種不會存在的狀態作無謂的英文翻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Abbas對探討香港「本土性」的質疑正好牽涉翻譯,他認為對香港而言,任何「本土」的事物都過從外邊翻譯得來。無論如何也要把即將落成的「戲曲中心」翻譯成英文一例,可說是曲線地印證Abbas的見解。不過「戲曲中心」的英譯問題並不是首個生硬地把毋須英譯的事物,勉強翻譯的事例。從字面意義而言,「大笪地」不過是一大笪空地而已。事實上「大笪地」無非是中、上環之間的一笪空地,根本沒有任何設施。可是任何一位在香港長大的市民都知道,這塊沒有任何設施的空地,在上世紀的一段數十年的光景裡,每天到了黃昏時就會熱鬧起來;空地上有如「平地一聲雷」似的,出現賣平價貨的小販攤擋,亦有販賣各式熟食的攤擋,更有行走江湖的賣藝人表演身手,然後販賣能醫百病的膏藥,還有為人指點迷津的「睇相佬」,總之就是應有盡有。「大笪地」雖然是英國統治香港期間出現的事物,但卻絕對不是英國統治者帶來的。相反,英國統治者根本不明白「大笪地」奇妙之處。這點可從「大笪地」的英文譯名得知,「大笪地」的英文譯名不是意思相近的"Big Empty Ground",而是不倫不類和「生安白做」的"Poor People's Night Club"。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很可能是當年的政務官撰寫報告,向英國人上司解釋「大笪地」為何物時想出來的。這是個不倫不類和「生安白做」的譯名,因為光顧「大笪地」的不限於窮人,但更要非議的是「大笪地」根本不是「夜總會」,後者不會離開酒、色、財、氣,「大笪地」卻完全不是那回事!當然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正好說明殖民統治的本質,即硬將「夜總會」這種外來的事物強加在充滿「本土」特色的「大笪地」之上。更加須要說明的是「大笪地」這一名字跟英文翻譯的最大分別在於「大笪地」跟「囍帖街」的命名如出一轍,同是來自市民大眾的初始觀感(primary perception)。上文已指出這種初始感觀的特色在於詞彙擁有其作為名字的高貴,絲毫不曾受到任何刻意安排的損害 (”Words possess their own nobility as names, unimpired by cognitive meaning.”)「大笪地」和「囍帖街」這兩個名字同是完全沒有任何修飾,不似得「囍歡里」或「戲曲中心」那樣,有關的主事者處心積慮要博取掌聲或展現宏大的抱負(結果當然適得其反)。

如果「大笪地」這個出現於英國統治香港期間的名字只能「生安白做」的被翻譯為英文,那麼「車仔麵」這一名字雖然也是出現於英國統治香港期間,但卻曾有任何英文翻譯。換言之,「車仔麵」這種曾經是香港的勞苦大眾自食其力,在街頭利用一般的手推車安裝了既可以煮食,又能盛載多款已煮好的餸菜,供客人選擇的流動熟食根本不曾被英國殖民統者留意到,當時的政務官毋須費神翻譯。今日,雖然起碼在名義上結束殖民統治,但香港的街頭反而容不下「車仔麵」。不過當「車仔麵」在街頭消失後,「車仔麵」卻成為足以媲美「麥當奴」的成功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現時很多小本經營的食肆紛紛以「車仔麵」為店舖的名稱,經營「車仔麵」不涉及專營權,但凡在香港長大的人,一看到「車仔麵」這名字便會立即明白這一家食肆售賣的是甚麼貨式。跟「囍帖街」或「大笪地」一樣,「車仔麵」的名字同是在市民大眾的「初始觀感」中出現的。面對Abbass對「本土性」提出的質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初步的回答。香港那個灰姑娘一般的「香港故事」確是不可能離開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但「大笪地」和「車仔麵」這兩個事例雖然是英國統治香港時出現的,但前者的英文翻譯說明英國統治者根本不能明白箇中的精妙。後者則沒有英文翻譯,即是說一直在英國統治者的視線以外。其實英國統治者不能明白或根本不曾留意的「本土」事物豈止「大笪地」和「車仔麵」!英國殖民統治者一直誇耀自己的統治建基於「共識」(Rule by Consensus),事實上,英國殖民統治者建立的一套諮詢架構和程序,今日依然沿用。就連當年一些甘於為殖民統治者出謀獻策的人,今日亦被中國大陸收編,成為「親中」陣營的中堅份子。不過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共識統治」僅限於一群少數社會菁英份子,這點表現於各諮詢組織成員,早已形成近親繁殖的現象。這種由少數社會菁英份子維繫的「共識統治」其實早被識破,「高等華人」這名稱便足以說明。

但比「高等華人」更耐人尋味的是「兵頭花園」這一位於港島半山,官方名稱是「動植物公園」的外號。這個外號來自香港的普羅市民,甚麼時候開始流傳這一外號則無從稽考。無論如何,把官方稱為「動植物公園」的地方改稱「兵頭花園」一方面十分恰當,另一方面說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早已洞悉英國殖民統治的不公。「兵頭花園」位處港島半山,跟金鐘的英軍軍營卻只是一街之隔,軍營裡有駐港英軍三軍總司令的府隸(Flagstaff House)。九七主權移交前,軍營改建為今日的「香港公園」,英軍總司令的府隸則闢作今日的「茶具博物館」。「兵頭花園」的命名,說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早已洞悉「共識統治」的假象,一語道破殖民統治的不公。

「兵頭花園」的命名印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老掉牙的說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無非是因為人民活在自己參與生產的空氣裡。語言有如空氣,命名則是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兵頭花園」、「車仔麵」、「大笪地」等名字全是由香港的市民大眾命名的。雖然這些名字都是出現於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期間,但這些名字不是被殖民統治者忽略,就是根本不是殖民統治者所能理解的。上文已討論了命名的唯一目的和最深刻的意義在於說明語言最核心的本質。命名的真諦在於除了名字本身以外,便再沒有任何事物。「兵頭花園」這個名字的意義不在於印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在於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即使「共識統治」的論調高唱入雲時,香港的市民大眾不但有自己的想法,還以命名說出自己的語言,而這套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兵頭花園」、「大笪地」或「車仔麵」等名字不止說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找到自己的聲音,聲音無非傳達某種訊息。命名卻是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Naming is that by which nothing beyond it is communicated, and in which language itself communicates itself absolutely.”)。面對Abbas的質疑,香港的「本土性」不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

即使Abbas不曾提出他的質疑,只要聽過中國大陸收回香港時,高呼「正式結束中國近代史的百年屈辱」,便清晰無誤地得知,香港的故事不過是中國近代史裡一件毫不光彩的事。殖民統治之前的香港歷史不過是另一種「香港淪陷或淪落史」而已,根本不可能有甚麼「本土性」可言。相反,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地道」或「本土」的事物並非不可能形成。「大笪地」和「車仔麵」這些事例,說明在殖民統治下,香港的勞苦大眾掙扎求存下,往往創造了獨步天下的「本土」事物。但更值的探討的是在語言的領域裡,「大笪地」、「車仔麵」或「兵頭花園」等名字清楚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香港的市民大眾有如地球形成初期的海洋生物一樣,製造了適合後來生物生長的空氣。從方法學以至知識論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本土性」恰好建基於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當然矛盾重重,殖民統治既是外來的事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在殖民統治下,怎可能產生本土的事物?

過從「車仔麵」或「大笪地」這些香港特有的事物和字入手,「本土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站得住的。雖然「大笪地」早在九七前消失,但「大笪地」的名字早已深入民心。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主政時,由於施政失誤,經濟低迷。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提出「本土經濟」的概念,冀望振興經濟。為了配合「本土經濟」的概念,有關方面決定重開「大笪地」。可惜主事的官員根本不明「大笪地」為何會這麼熱鬧,竟然透過招標,交由中標的承辦商全權負責,結果慘淡收場。審計署後來更揭發承辦商欠下數以千萬的租金,無力償還,索性一走了之,簡直是一盤爛攤子,但除了不了了之外,負責的官員半句說話也不曾說過。同樣,街頭的「車仔麵」檔因為食環署的「小販掃蕩隊」大力掃蕩而蕩然無存,但卻成了小本經營者的成功品牌。但這些都不過是一些容易觀察到的現象,頂多只能成為「本土」事物的標記。一如「港式奶茶」一樣,作為「本土」事物的標記,「大笪地」和「車仔麵」這些容易觀察的現象或許綽綽有餘,但「本土性」涉及理念層次的探討,不能停留在簡單現象的層次。不過「車仔麵」和「大笪地」不止是容易觀察的現象,更是深入民間的名字。事實上,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期間,深入民間的名字,不限於「車仔麵」、「大笪地」或「兵頭花園」這些上文提及的名字。今日香港的城市佈局不止充斥著大型商場,商場與商場之間更幾乎必定有行人天橋連接。商場固然「冷氣開放」,即使是行人天橋也往往是密封的、「冷氣開放」的全天候行人天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冷氣開放」是小本經營的食肆的一大賣點。不少店鋪更索性在店鋪外當眼的地方用油漆髹上「冷氣開放」四字。「冷氣」是香港社會專用的名稱,無論是中國大陸或台灣都根據英文air conditioning的意思而稱作「空調」。當然今日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影響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用語已跟從中國大陸,但「冷氣」這一名稱早已深入民間。如果「空調」是從英文air conditioning翻譯得來,那麼「冷氣」則來自香港市民大眾的初始感觀(primary perception)。

類似的名字還有「徙置大廈」和「廉租屋」,兩者其實都可歸為「公營房屋」。後者是官方的正式名稱,名稱顯然從英文public housing翻譯得來。當然時至今日,「徙置大廈」或「廉租屋」等名字已被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公屋」、「居屋」或「夾屋」等。無論如何「徙置大廈」和「廉租屋」曾是香港社會的專有名稱,前者是指1953年石硤尾大火,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當時的港英政府參考英國的監獄設計,以最短的時間和最低的成本,興建了一座座呈拉丁字母H形狀的七層高大廈。這些大廈的單位沒有獨立的廚房或廁所,因此成本低,興建的時間短。港英政府後來為了清拆自行在山坡上搭建的簡陋鐵皮屋,分別在東頭村、黃大仙、竹園等地與建了這些七層高的大廈,把鐵皮屋的居民遷入,因而有「徙置大廈」之名。「廉租屋」的由來則因為港英政府由六十年代中開始,不再興建「徙置大廈」,改而興建單位內設獨立的廚房和廁所的房屋,「廉租屋」之名不逕而走。無論是「徙置大廈」或「廉租屋」都不是官方命名的名稱,而是像「兵頭花園」、「冷氣」、「車仔麵」、「大笪地」那樣,在市民大眾之間自行流傳。這些發自民間的名字當然是百份百的「地道」或「本土」,但須要指出的是這些名字完全沒有「囍歡里」、「西九文化區」或「戲曲中心」等官方命名的名字所附帶的「意圖」。班雅明指出真理無非是由理念組成,絲毫沒有沾上意圖的存有狀態,要認識真理不可能滿腦子想著追求知識,而是要浸淫在真理那種含意圖的狀態中(”Truth is an intentionless state of being, made up of ideas. The proper approach to it is not therefore one of intention and knowledge, but rather a total immersion and absorption in it. Truth is the death of intention.”)(註8)

香港「本土性」和「本土論述」的探討正好是為了明白在殖民統治這種被殖民統治者的意圖籠罩下的存有形態下,香港的市民大眾其實是怎樣活過來的。這種探討十分逼切,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由英國殖民統治者的角度而述說的「香港故事」雖然把香港當作灰姑娘,但這個故事仍是堂而皇之的由香港的「歷史博物館」日復一日的繼續說;另一方面,殖民統治期間,一般市民大眾如何生活的問題則被輕輕一句的「獅子山精神」概括了。「獅子山精神」間接來自梁錦松這位不知「大笪地」為何物的財政司司長。 2001年他宣讀財政預算案時,由於財政出現赤字,被逼緊縮開支,醫療、教育、福利等經費全被削減。宣讀預算案即將完結時,梁錦松引用多年前香港電台拍攝的電視片集《獅子山下》的主題曲的歌詞,呼籲全港市民重拾當年胼手胝足,渡過艱難歲月的精神。自此「獅子山精神」成了殖民統治期間,香港市民大眾怎樣活過來的簡寫。後來因著電影《歲月神偷》在外國的電影節中獲獎,「獅子山精神」總算加添了一點色彩。但正如中國大陸推行的「簡體子」被謔稱為「殘體字」,即使加添了色彩,「獅子山精神」始終只是一種簡寫,而且沾上梁錦松這位財政司司長的意圖。要充份了解在殖民統治的存有形態下,香港的市民大眾其實是怎樣活過來,便必須嚴謹地探討香港的「本土性」和「本土論述」。上文引述班雅明所言,真理由理念組成,絲毫沒有沾上意圖的存有狀態。他又認為真理不是見諸在經驗世界裡得以實現的意圖,相反真理是決定經驗世界本質的能力,而名字正好是這種能力的存有狀態(”Truth is not an intent which realizes itself in empirical reality; it is the power which determines the essence of this empirical reality. The state of being, beyond all phenomenality, to which alone this power belongs, is that of the name.”)(註9)。用諸香港「本土性」和「本土論述」的探討,班雅明的見解足以讓人們重新認識「大笪地」、「車仔麵」、「兵頭花園」、「冷氣」、「徙置大廈」、「廉租屋」等絲毫沒有沾上意圖的名字。這些名字不止表達了香港社會一些憑觀察便得知的現象,更表達了「決定經驗世界本質的能力」。這也是為甚麼Abbas從方法學上提出的質疑並非不能解決。在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期間,香港的市民大眾不但發揮了「獅子山精神」,自食其力,胼手胝足的活過來;而且憑著「命名」,掌握了能力,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大笪地」、「車仔麵」、「兵頭花園」、「冷氣」、「徙置大廈」、「廉租屋」等名字,說明香港市民大眾在殖民統治的艱難歲月活過來的同時,不斷為身邊的事物「命名」,情況有如地球形成初期的海洋生物一樣釋出氧氣,讓更多生物品種在地球出現。

更重要的是,無論「車仔麵」或「大笪地」全賴一群被香港特區政府當成是瘟疫的無牌小販,日曬雨淋,頂著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才能在香港社會出現。今日的香港街頭已幾乎沒有小販了,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績,因為改善了香港的市容。其實今日的香港不止沒有小販,就連街道也正在消失,不少人以為今日香港的城市發展策略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凡此種種說明一套建基於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的「本土論述」何其逼切。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以前的歷史,也不能訴諸「城邦」這種從外邊翻譯得來的事物。我們香港的一群「被壓逼的祖先」,為了避開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的政治壓逼而逃到香港。「兵頭花園」這名字說明香港並非想像中的人間樂土,逃到香港的人,在無援無助的情況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不在於「認祖歸宗」這種封建意識,而是要繼承和發揚「被壓逼的祖先」們那種「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魄和能力。由董建華年代起,香港的執政者便不斷高唱「背靠祖國」。在梁振英治下,更提出「中港融合」,甚至「深港同城化」的論調。跟我們香港「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我們才能了解自己的世界,不至被目前瀰漫著的「偽中產價值」或所謂「中環價值」支配。提出「中港融合」,甚至「深港同城化」的最大理由無非是要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中共的不同領導人,在不同的場合不斷說:「保證香港永享安定繁榮」。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決定收回香港時,三番四次強調事情只是牽涉中國大陸和英國的外交談判,香港本身只能做觀眾,搖頭歎息或拍掌叫好則適隨尊便。由於談判的對手僅限於英國,中國大陸方面當然對英國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中國大陸當然知道,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共識統治」不過涉及香港少數菁英份子的「共識」而已。力主收回香港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曾說:「英國人做到的,中國大陸會做得好百倍。」英國的「共識統治」既涉及一小撮菁英份子,所謂「永享安定繁榮」當然只須由一小撮共產黨信任的人享有便綽綽有餘。「英國人做到的,中國大陸會做得好百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還不至形成「地產霸權」,中國大陸收回香港後便立即形成「地產霸權」。跟我們香港「被壓逼的祖先」相認,除了認清我們的身世,更是為了回歸被壓逼者的傳統。班雅明說:「被壓逼者的傳統告訴我們,當前的『緊急狀態』其實正好是經常出現的『常態』。」(註10)梁振英政府為了壓抑不斷上升的樓價,推出所謂「雙辣招」,又說「雙辣招」不過是為了應付當前的「緊急狀態」而已。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回歸「被壓逼者的傳統」,當前的所謂「緊急狀態」不過是經常出現的常態而已。事實上,因為中國大陸領導人口中的「永享安定繁榮」不過是向香港少數人說的,香港的樓價,除了2003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的雙重打擊而大幅下調,其餘時間都是節節上升,所謂「緊急狀態」根本就是常態。

「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豈止是了解我們自己的身世,更是為了認清我們身處的經驗世界,重新掌握和發揚「被壓逼的祖先」那種以命名「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魄和能力。須知我們「被壓逼的祖先」除了在街頭擺賣創造了「大笪地」和「車仔麵」,還一語道破位處港島半山的「動植物公園」不過是「兵頭花園」。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我們「被壓逼的祖先」並沒有如Abbas所言一樣把外來的事物翻譯,而後當作「本土」。「冷氣」或「冷氣機」當然是外來之物,但我們香港「被壓逼的祖先」並不似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做法,將這些外來之物,按照人家air conditioning的意思翻譯成「空調」;而是按照自身的實質經歷,直接了當的說:「冷氣」。

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也在於深入認識。他們不止發揮了「獅子山精神」,而且在面對外來的事物時,一方面無甚文化包袱,另一方面則不亢不卑,根據自身的經驗,為各種外來的事物「命名」,因而「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無論是「徙置大廈」或「廉租屋」都是英國殖民統治者興建的,嚴格來說也是外來之物。我們「被壓逼的祖先」卻不是按照人家官方的名稱翻譯,而是根據自身的經驗「命名」。Abbas認為以香港的情況,「本土」不過是翻譯得來而已。他的說法未免片面和有點兒武斷。總括而言,香港的「本土性」和「本土論述」必須首先建基於「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回歸「被壓逼者的傳統」。這樣的一套「本土論述」固然在方法學的層次上回應了Abbas的質疑;在政治上這套論述除了有助貫徹香港高度自治,更在實質行動的層次上發揮重要的啟示。

2012年,香港舉辦了一次所謂「有競爭性」的特首選舉,代表香港泛民主派象徵性地參選(由於毫無機會勝出)的參選人何俊仁,政綱主打「反地產霸權」。但除了空洞的口號外,根本沒有任何具體措施針對中國大陸讓一小撮人「永享安定繁榮」而形成的「地產霸權」。但只要「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任何人都會立即明白,只要重新發出流動小販牌照,「地產霸權」便時日無多。當香港的街頭重新出現「車仔麵」,香港市面上的舖租必定立即應聲下調。在文化的層面,「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的意義可能最大。猶記得2005年夏天,中環一家幾乎是碩果僅存的大排檔,「民園麵家」的牌照持有人年老逝世。其多年的合夥人希望食環署網開一面,不會立即吊銷牌照,讓他能繼續經營。事件暴光後,香港文化界普遍認為「民園麵家」代表香港的飲食文化,紛紛支持「民園麵家」續牌,繼續經營。可惜香港文化界的聲音一向不被有關當局重視,食環署按照慣例吊銷牌照,並派員拆掉「民園麵家」。不過「民園麵家」被拆掉前卻發生了一段離奇的小插曲。位於沙田的「文化博物館」得悉「民園麵家」雖然是大排檔,但卻裝了一塊超過50年的古老鏡屏,於是趕在拆卸前派員取去鏡屏(註11)。在整件事中,食環署的做法不過是貫徹「掃蕩小販」,不讓小販在香港街頭留下半點踪跡的政策而已。沙田「文化博物館」的做法卻令人莫名其妙,既然鏡屏有歷史價值,那麼鑲嵌鏡屏的大排檔起碼有同樣的歷史價值吧!鏡屏須要保留之餘,一直鑲嵌著鏡屏的大排檔卻被當作廢物拆掉後,送到堆填區。沙田博物館方面連一個解釋也沒有,報導事件的報章也似乎沒有察覺事情的不合理。無論如何,「民園麵家」這家路邊大排檔,竟然像人家的店舖一樣,鑲嵌了一塊古老鏡屏。一般店舖鑲嵌鏡屏,在視覺上令店舖顯得較寬闊,鏡屏上又可以寫上「大展鴻圖」之類的說話。大排檔也鑲嵌鏡屏,在視覺上或許無甚作用,但卻同樣可以寫上檔主覺得稱心的說話。如果「民園麵家」的鏡屏有價值,須勞煩「文化博物館」趕在拆掉前派員取去,價值卻不在於鏡屏超過50年,而是鏡屏盛載和表達了大排檔檔主對自己經營大排檔的一份尊嚴。今日,香港的街頭偶然還可以見到炒賣栗子的小販。後者將炒熟的栗子放進一個十分小巧精緻的木盒裡,顯然有保溫作用,但這個精緻的木盒其實表達了小販對自己在街頭炒賣栗子的一份尊嚴。香港社會在還不曾「跟被壓逼的祖先相認」的情況底下,對在街頭販賣的小販完全沒有半點尊重,不當在街頭販賣,自食其力有任何尊嚴。所有在街頭販賣的小販,一旦遇到「小販掃蕩隊」,除了被拘控定罪罰款,販賣的貨物和一應生財工具均被充公。無論是精緻的木盒或其他小販們,顯示其尊嚴的物品都必定被送往堆填區。只有「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這些表達社會上小人物們自食其力的一份尊嚴的物品才會受到重視。任何社會都必定尊重社會裡一些盛名遠播的人物,這不過是「勢利」而已。「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後,我們的社會首先會樂意聆聽他們的故事,只要細心聆聽,定當發現不少發人心省的事跡。久而久之,我們香港社會便會懂得尊重這群「被壓逼的祖先」!這也是「本土論述」的最大意義!

註釋
1. 參看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77. P. 36.
2.  同上。
3. 參看拙作《全面都市化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Pp43-55。
4. 見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in 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pp 314-332.
5.  同上, p. 318.
6.  同上
7.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hen Books, 1969, pp 69-82.
8. Walter Benjamin,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77.
9.  同上。
10.  Walter Benjamin, “Thesi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Cambridge, Mass. 2003, p. 392.
11.  見《蘋果日報》200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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