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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小西﹕回到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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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小西﹕回到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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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本土政治抬頭,風風火火,左右着本地民主運動的走向。

當然,「本土」並不是什麼新事兒。事實上,六七暴動以後,當年的港英殖民政府,為了預防紅色勢力捲土重來,不無吊詭地通過一系列的本土化政策,加強當時市民對本土的關懷與認同,淡化其中國情懷。之後,隨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加速起飛,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以香港為家,扎根本土。與此同時,隨着本地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等工業的興起,香港流行文化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並為一種往後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港式文化與港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象徵資源。不過,所謂本土認同,當時大抵仍處於一種矇矓的狀態,而香港人身份的問題,大概要待至八十年代中英香港前途談判前後,才正式進入當時的公共領域。有趣的是,隨着這一場政治角力,「中國」再次登場,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才以危機的方式,開始真正成形。

零三七一是本土政治的開端
然而,八十年代,隨着中產階級(以戰後嬰兒潮一代為主體)興起,發展主義當道,六、七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反殖與反資本主義的性格,卻不無吊詭地在剛剛萌芽的本土論述中逐漸淡出,為「香港vs. 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取代。所謂「一國兩制」,說穿了,不過是將九七回歸以前的政治經濟結構,以憲制的方式「冷藏」起來,馬照跑,舞照跳。可惜好景不常,香港回歸後不久即碰上亞洲金融風暴,加上二零零三年爆發的沙士,香港經濟可謂跌至谷底,除了基層市民的生活每下愈況,曾經趾高氣揚的中產階級也開始步向「下流化」,英資撤出,中資進場,社會利益分佈結構加速重組,本地的階級結構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社會矛盾正式浮上水面。

就此而論,十年前的「七一大遊行」可謂回歸以來種種社會矛盾的集體大爆發。雖然有關「七一」的爭論,一直都環繞著「七一」在本地公民社會近二、三十年來的發展中所擔當的位置,但換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零三七一終於將一個充滿社會矛盾與衝突的「本土」,提上本地公民社會的議事日程。事實上,人們所欣賞的歷年七一遊行的多元性,正正反映了香港社會矛盾的複雜性。至於零六、零七的天星皇后運動,更開啟了一個批判的「本土」,「強調對抗資本邏輯與政府權力,民間的草根參與。」(張鐵志﹕〈本土化與民主化—從台灣看香港〉,見本版,2013年7月8日)

羅永生在〈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一文中指出,七一十年來的最大失敗,是在七一遊行活動的「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見本版,2013年6月29日)然而,跟羅永生的判斷有點不同,十年下來,本地公民社會並非從來沒有嘗試搭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爭辯的政治平台。事實上,受二零零五年反世貿會議以及世界社會論壇啟發,本地民間團體便分別在2006年與2007年舉辦了兩屆香港社會論壇。只可惜,香港社會論壇辦了兩屆後便無以為繼,多元而矛盾的本土關懷也就無法整合,持續壯大本地的公民社會。

當「本土」變成了排外的意識形態
然而,零三七一同時也標誌着北京中央政府大手干預香港政治之開端。事實上,跟澳門的情況相似(李展鵬﹕〈看得見的澳門 看不見的文化困局〉,見本版,2013年7月22日),隨着人大釋法、CEPA、自由行、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計劃、深廣高鐵計劃等等,中港矛盾開始日趨白熱化。加上《基本法》所列明的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面直選立法會議員,落實遙遙無期,社會矛盾無法疏導,本地泛民主派又因政改一役而加速分裂,本地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局,具有政治異議傾向的文化精英與政客,開始轉向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族群政治,把日常生活中日漸明顯的中港矛盾,上昇至政治鬥爭的層次。

或許,新一輪的族群本土主義的出現,正正是回歸後始終無法疏解的重重社會矛盾現實的反映。打着族群本土主義旗號的文化精英與政客,相信「中港區隔」才是香港政治的出路。此外,正如杜婷的觀察,「他們口中的「本土」赤裸排斥外來者,不用講大陸人,就算是香港人自己,一旦關注大陸就會被扣上「左膠」、「大中華膠」、「港奸」的帽子」(杜婷﹕〈「本土」詮釋帶來的困惑〉,見本版,2013年7月29日)。可見,或許黨同伐異只是面臨公民社會十年下來的土崩瓦解的垂死爭扎,各懷鬼胎的政客之間的政治鬥爭工具,代價卻是本土吞噬民主,以空洞的民粹主義「侵蝕公民社會所應有的公共理性與反思性」(見張鐵志﹕〈本土化與民主化—從台灣看香港〉),而忘掉了日常生活中充滿複雜的矛盾與衝突的「本土」。

作者為文化評論人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8月5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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