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Metin Yegin：每五年投票一次的不叫民主，這只是摺紙遊戲。
製衣廠突然倒閉，老闆欠薪走佬，這樣的事情近年在土耳其時有發生，特別是對於小型企業來說，在無法與大廠競爭訂單、難以承受日趨不穩定的市場環境下，小型製造業工廠相繼倒閉，己是大勢所趨。今年年初，Kazova製衣廠的老闆欠薪逃跑，近百名工人開始了至今為期七個月的示威抗爭，當中廿多位工人在剛剛的九月中，開始佔領工廠，並自行運作、生產針織衣服。
Metin Yegin是土耳其著名作家和紀錄片導演，某天他接到工人的來電求助，那時工人已靜坐示威多月，並開始了連續十天的絕食，但是換來的只是防暴警察的打壓，老闆仍然不知所縱，抗爭工人卡在這樣的關口，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因此，他們致電Metin，希望得到些建議和支持。
Metin過去在南美洲多年，西班牙語說得如母語流利，他的電影和寫作紀錄了南美洲的抗爭，如巴西的無土地運動、阿根庭的工人佔廠抗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多年來，他一直積極參與在土耳其各種社運的現場，也利用自己的位置，串連各界別人士、如律師、知名作家、藝術家等，增加抗爭的影響力。
Metin笑言工人們找他幫忙，是看中他沒有政黨背景，不會為了政治利益出賣他們。「工人也是很有政治意識的！」當然，還有他多年來在社運的參與和國際的經驗，也令工人對他較為信任。受阿根庭佔廠運動的啟發，Metin找來佔廠的紀錄片和資料，與工友們一起研究和討論。在這之前，工人從來沒聽說過佔領工廠，一起看著阿根庭佔廠工人如何爭工廠的使用權、如何進行民主生產，工友們越看越興奮，於是開始摸索如何再次啟動工廠的生產。
「佔領、反抗、生產」是構成這次工潮的三大成份。有別於以往罷工和遊行等土耳其工人常用的抗爭手法，這次的突破是工人重新回到生產領域。在生產中，建立起由工人作主的新秩序。Metin一再強調生產在抗爭中的重要角色，抗爭的源起是老闆剝削了工人，工人得不到勞動回報。工人是在無法維持生計，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出來反抗。所以，要是工人連基本的生活也成問題，抗爭也會無以為繼。
這讓我想起去年認識的Hey tekstil工人，工人們在裁員後連續示威500多天，政府企業不聞不問，縱使這批工人團結又有抗爭的決心，但他們終究得為了生計，而重新找工作。工人陸續複工，現在只能象徵式地每天派一人在廠門外輪流靜坐，爭議最後循司法途徑解決，至今還在等待判決中。
於是，Kazova工人開始認真思考生產的可能性，說起生產，機器和原材料最為重要，Kazova老闆在關廠時，不但將值錢的機器帶走，還把那些賣不出好價錢的舊機器打破。工人於是分工合作，懂維修的工人將壞機器修好，有工人在倉庫找到原材料，於是很神奇地工人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又重新開始生產起針織衣。
圖：工人在修理機器後開始進行生產
「什麼是民主？」Metin提出這問題，「每五年投票一次的不叫民主！」他即場拿起一張紙，裝模作樣地畫幾筆，然後對摺再對摺，「你看，我們每五年就做這樣的事一次，你說這就等於民主嗎？這不過是摺紙遊戲而已！」他強調，選舉民主並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必需要落實到生活中、落實到基層中，那才有意義。民主不是一句動聽的口號，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決定社會該如何的權力，例如土地如何使用、教育的制度、資訊的開放和接收等等。「又或者這樣說，一場貓和老鼠的競賽，每次都是貓贏，那是民主嗎？當然，你知道，我說的貓是指資本家，而老鼠就是工人、窮人等低下階層。」
佔領工廠，工人自行生產就是直接民主的實踐，「我們讓每個工人來決定所有生產細節，以及接下來的抗爭策略和方向。」事實上，他們每隔幾天就會一起開會討論，透過討論達成共識和集體投票的方式作決定，參加者不只是工人、還包括工人的配偶和子女。「當然要包括家人，工人的工作直接影響到他的家人，所以工友、他們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子女都會邀請參加會議，孩子只要年滿六歲就有投票權。」我笑指，那是我聽過最年輕的投票年齡，Metin自豪地指他們希望在每個細節中落實民主。
外部的支持同樣重要，就在這訪問的前一晚，Kazova工人在廠外完成一場「工人時裝秀」的團結晚會，工人們當起模特兒，穿起佔廠後第一批生產出來的衣服，展示他們的勞動成果。Metin是活動的主要推手，他連結了本土著名作家、藝術家的參與，希望能爭取更多外界的支持。「在Gezi Park抗爭以後，更多人有興趣進一步探討民主的實踐，更多人開始關心發生在社會上的反抗事件。」這晚，就有許多團體以外的市民，前來購買衣服和為工人打氣。
圖：工人和支持者穿起第一批生產出來的衣服行catwalk
Metin說到運動更大的圖像，「Kazova的佔廠運動只是其中一部份，更重要的重新連結不同的人和社區。」資本主義將生產和消費變得斷裂，生產者和消費者，以至生產者之間都變成是互不相干的個體。「我們在想像，要建立直接和在地的生產與消費，舉個例子，組織消費者親身到農場買蜂蜜、或農夫到市區擺攤，讓農夫和消費者能相互認識，我們要重建這種斷裂的關係。這也是為未來的抗爭作準備，要是將來農民面對迫遷收地問題，也較容易得到外部的支持。」
接下來，Kazova工人計劃將戰線延伸到勞工局，他們要求政府代替破產公司向工人發還欠薪，以及將工廠交給工人管理，讓工人能繼續生產。Metin指輿論也傾向支持工人：「在金融危機時，政府出資救大企業、救銀行，他們拿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去救；現在製造業有問題，有一間工廠破產，但工人仍能生產，為什麼政府不能救？政府不能對大企業和勞工持雙重標準。」
Kazova的佔廠行動在土耳其首次出現，有別於過去土耳其工人的典型抗爭模式，他不但為其他工人展示出不一樣的可能性，也提供一個有關直接民主的具體示範，就像Metin所說，自從Gezi Park的抗爭以後，土耳其人開始討論不只要保衛Gezi Park，還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區裡，組織其他的鄰里，透過重建人與人的關系，將政策和政治的討論帶到社區中、工廠中、鄉村裡，好讓直接民主能在各地開花結果。
延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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