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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才

筆名李逆熵,香港著名科普作家。曾任職中學教師、太空館助理館長、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港大國際學位課程中心總監。一九八五年因致力普及科學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現為香港科幻會會長、香港科學館顧問委員會委員,及網台節目「浩浩熵熵」主持人。至今發表著作逾三十本。 網誌

生活

科學人文主義芻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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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科學與哲學的分家

現代科學興起至今四百多年,初期曾對西方哲學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並成為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泉源。不幸的是,自十九世紀以降,隨著科學(最初稱為「自然哲學」)與哲學各自不斷專門化,兩者迅速分家,而且越走越遠。

就科學家來說,在進行研究時引入哲學的考慮無疑進行事業上的自殺。一些喜愛哲思的科學家,都只能在成名以後,以一種業餘的姿態來進行這方面的探究。就哲學家來說,對科學有興趣的可選擇研究「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這門專科,否則他們可以完全不理會「形而下」的科學知識,而專心追求哲學世界中的「形而上」的真理。

科學與哲學的割裂與疏離固然有著複雜的成因。但筆者更為關心的,是這一現象導至的後果。直截地說,筆者認為現代文明在精神上的紛亂和失落,很大程度上是這一現象的結果。

要為現代文明尋找出路,我們必須致力建立一套把科學和哲學融通的思想。這種思想我稱之為「科學人文主義」。

從「科、玄論戰」到後現代批判

科學的驕人成就產生了兩股相反的思潮,一方面是科學祟拜和科學萬能論,最後發展成唯科學主義 (scientism) ,認為凡是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範圍的事物,都是毫無意義和不值一顧的。

另一股思潮則認為,浮士德把靈魂賣給魔鬼以換取知識,正是人類沉迷科學的最佳寫照。這股思潮的矛頭不單針對科學,更直指科學的基礎——理性本身。從尼采、胡塞爾到海德格爾、薩特爾等形形色色的存在主義哲學,都是對科學和理性的一股巨大反動。

在西方,擁護科學的人和質疑甚至反對科學的人,早於十九世紀便已各有各說而互不對話。反倒在中國,因為現代科學相對地說是個遲來者,故此在民國初年,兩股思潮的碰撞併發出了火花。

共和國成立之初,宣揚科學最力的首推任鴻隽。他於1915年1月創辦了《科學》這本雜誌並出任它的編輯,先後發表了《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科學精神論》、《科學與近世文明》等多篇重要的文章(註一)。其後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並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是將任氏宣揚科學的開拓性工作進一步發揚。

然而,即使在新文化,新思維的浪潮下,也並非所有有識之士皆認同任鴻隽等人的觀點。在五四運動之後不久,學術界即爆發了著名的「科、玄論戰」。

這場大論戰的重點,是科學的探究與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取向是否相干。進一步說,是科學能否提供一種人生哲學,從而協助我們建立一個更開明和協調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以丁文江為首的一方,對上述問題皆作出了肯定的答案。相反,以張君勵為首的一方,則認為科學只是人類物質文明的成就,對人類精神文明中以「心性道德」為主的追求亳不相干。

這場論戰為期數載,參與的著名學者逾二十人(包括吳稚暉、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發表的文字達三十萬之多,要詳細介紹自非本文所能勝任。(註二)然而,筆者欲在此提出幾點有關的思考。

首先,從學術的角度來看,論戰的內容(例如分析「心」與「物」的關係,或是「實然」與「應然」(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係等)誠然深度不足,更談不上有甚麼突破,但從論戰的主題、視野和高度來看,卻是科學與哲學一次意義重大的對話。即使在西方,具有這種高度的對話至今仍未有所見。

此外,幾乎所有研究這場論戰的學者,都會把它當作為一樁歷史事件,或至多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里程來研究。至於論戰的結果,他們都傾向認為是擁護科學的陣營獲勝。

筆者對這兩點都有不同的看法。首先談第二點。我認為這場論戰沒有勝方,甚至可以說兩者都是負方。這是因為論戰過後,科學與哲學進一步的疏離。如果硬說是科學的勝利,那麼這是一次空洞的勝利。這是因為在文化的層面而言,人們對科學是「敬(尊敬與敬懼兼而有之)而遠之」,最後是把科學與文化對立起來。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科學與文化的割裂和對立,促使英國學者史諾 (C.P. Snow) 發表了著名的「兩個文化 (The Two Cultures) 」的觀點。他沉痛地指出,「科學的文化」與「人文的文化」之間的漠視、輕視、蔑視甚至敵視,已成為現代文明一種不容忽視的病態。(註三)

就筆者看,過去數十年來,雖然有過一些有心人致力將兩個文化彌合(註四),但真正的成效甚微。也就是說,無論是我國於八十年前的「科、玄論戰」,還是環繞著「兩個文化」的激烈爭議,至今未有獲得解決。因此,爭議的內容不單具有歷史意義,而且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事實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反科學的浪潮此起彼落。繼承存在主義哲學的,是聲勢更為浩大的後現代思潮。基於福柯、李歐塔、珈達瑪和德列達等人對理性的批判,拉托爾 (Bruno Latour) 和夏平 (Steven Shapin) 等人對現代科學展開了後現代的批判 (the post-modern critique of science) 。(註五)科學界對此最先是感到難以置信,然後是感到極度憤怒,一部分人更奮起還擊。一場新的論戰又再展開。(註六)

踏進廿一世紀,這場被稱為 Science War 的論戰已接迎尾聲。但問題是,猶如以往的論戰一樣,這次論戰所產生的熱,仍然遠遠超過我們所願見到的光。

令人更為不安的一點是,存在主義雖然對科學理性採取否定的態度,但它亦嘗試(鼓吹虛無主義的流派除外)樹立一套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可說有「破」亦有「立」。反觀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理性的顛覆是不遺餘力,可是在人生觀與世界觀方面卻建樹不多,可說是破多而立少。這無疑為世紀之交的現代文明敲響了警鐘。

(待續)

註釋

註一: 任鴻隽最主要的文章,現已收錄於由樊洪業、張久春選編的文集《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隽文存》之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註二: 詳情可參閱由郭穎頤著,由雷頤翻譯並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1989)。英文原著乃由耶魯大學於1965出版。

註三: C.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註四: 較突出的兩個例子,是布羅諾斯基 (Jacob Bronowski) 主持的電視片集 The Ascent of Man (1973)以及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Carl Sagan) 所主持的電視片集 Cosmos (1980)。遺憾的是,人文學者只把它們當作「通俗科學」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註五: 前者的經典著作為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法文原版乃於1985年出版),而後者的經典著作,乃與 Simon Schaffer 合著的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註六: 在科學家的反擊中,兩本較有份量的著作是 Paul R.Gross 與 Norman Levitt 合著的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由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合著的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 (New York: Picador, 1998; 法文原著於1997年出版 ) 。後者的作者 Alan Sokal 是著名的「 Sokal 惡作劇」的主人翁。他於1996年模仿後現代學者的風格寫了一篇荒旦空洞的批判現代科學的文章,並投稿至一份標榜後現代思潮的 Social Text 期刊,最後竟然被接納為一篇嚴肅的學術論文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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