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三月，蔣介石違反中華民國憲法連任第三任總統，中央日報刊載長文稱呼蔣介石為「亞洲當代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中華民族的救星」、「燭微照遠的世界反共先知」；1966年初，蔣介石第三任任期即將結束， 一首新的「領袖萬歲歌」出現：「您是大革命的領袖，您是大時代的舵手…..我們永遠跟您走。」
1972年，五連任之後，國民大會主席王雲五宣讀感言：「海內外自由地區的同胞們，淪陷於大陸的無數難胞們，你們有福了，因為你們的救星，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不顧其高年辛勞，….慨允接受提名為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候選人 ….」
這是吳乃德教授的新書「百年追求第二卷：自由的挫敗」帶讀者回首的歷史。這套書共有三卷，分別由陳翠蓮、吳乃德和胡慧玲三位作者撰寫三個世代台灣爭取民主的故事。這是台灣缺席太久的書。
除了再次感動於前輩們的勇氣和智慧，震動我的還有那個時代的荒誕：有這麼多人說出這麼多愚昧與瘋狂的話。當然，也有不少人勇敢說出真話，但他們多半都遭到政權的鎮壓與整肅。而發出那些愚昧與可笑言論的小丑，是出自對獨裁者的恐懼嗎？是刻意諂媚以求得功名嗎？還是在那個荒誕的時代中，他們是真心相信他們說出的話呢？
哲學家漢娜鄂蘭對於納粹軍官艾希曼的觀察提出了一個著名概念《平庸的邪惡》。她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樣一心想做個惡人。」而是缺乏思考能力，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只是服從官僚體制的邏輯。這是邪惡的平庸之處。
有許多人指出漢娜鄂蘭是錯的，因為艾希曼並沒有真的那麼平庸。而漢娜鄂蘭更沒有深究的是，一個人會去積極支持邪惡的體制，真的只是依循體制的邏輯，還是長期的意識型態灌輸，或者這一切的加總導致社會體系被扭曲地太厲害，而個人的理性與感性很難在那個扭曲的世界中被轉回來？
一如哲學家孔恩在談科學史說到的「典範的轉移」，可能要經過某些革命事件，人們才會逐漸改變他們過去理解世界的方法，矯正那個時代集體的扭曲。如今在台灣，巨大的威權體制崩解了，台灣的人權往前進步了些（雖然威權遺毒仍未消逝，如今還是有許多人尊崇蔣介石），但其他不同的荒誕仍然隱藏著，甚至開始以更驚人的面貌爆發：我是說上週六在台北出現，號稱三十萬人的反婚姻平權大遊行──他們的偽裝名稱是「為下一代幸福讚出來」。
他們當然不是為獨裁者撐腰，不是殘害猶太人（雖然確實有一個年輕人裝扮成納粹軍官，並真心支持納粹理念），而是「堅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在這看似文明的修辭下，卻同樣是剝奪他人的人權，阻止別人過一個有尊嚴和法律保障的生活。
我們不知道這些人真正反對的根據，因為理性上是毫無道理的。他們或許是真心以某種角度去理解他們的宗教教義（畢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反對同志平權），或許是被矇騙（動員者惡意把婚姻平權說是性解放或是人獸交），或許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神啊，請原諒他們的無知）。
但他們要知道，歷史上曾經一再出現愚昧與荒誕：有人曾經相信台灣和中國和世界的自由需要蔣總統來拯救，有人曾經不相信女人應該有投票權，有人曾經不同意黑白種族應該平等（雖然現在仍然有種族歧視），有人曾經認為同性婚姻會毀壞社會的基石──而最終，他們會知道錯了，會不敢承認他們曾經說過的那些話。
(原文為蘋果日報專欄201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