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為何不好好談判而採用抗爭？」其實，是當權者從不願與人民作平等的談判，他們從來單向地要香港人妥協，我們退讓了廿多年，早已退無可退！抗爭是為了爭取對等的談判地位，抗爭絕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公民抗命是公民的主流意見無法在正常機制下得到應有尊重，在不得意的情況下所使的抗爭手段。不合作運動是是弱者向當權者的挑戰，是雞蛋對高牆的對決。抗爭是被壓迫的人向壓迫者的反抗。
公民抗命理論的根據
不合作運動的的理論不完全來自西方哲學家，早在周代，周武王平定天下，商朝遺老伯夷、叔齊為表抗議周武王以下犯上，雙雙絕食而死[1] ；魏晉之交，名士不滿司馬氏篡魏，竹林七賢以退隱山林來抗議[2] ，這些傳統一直影響至明清及近現代歷史的發展。清初的顧亭林、呂留良，民初的王國維等人都是一時佳話。所以有說我們不能事事跟從西方一套，他們實在是昧於歷史，事實上中國人早就有不合作運動的傳統。
當然，具有現代意義的抗爭運動主要來自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近代西方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提出民事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概念，托爾斯泰(Leo Tolstoy)強調這是非暴力的，以別於武裝革命運動。[3]上述的公民乃指當地的永久居民，此有別於廣義的人民，人民可以是來自任何地區的人，而公民則享有權利與義務的市民，當公民的天賦人權受到當權者剝削，法律又受到建制的操控，人們的意見不受尊重，公民就可以抗爭的手法，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遵循公義，比墨守法律更為重要。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指出：「若法律本身就不公義，守法只會淪為社會不公義的助力而已。有了守法的道德，法律的不公義才有機會被揭露出來，使法制能作出修正。」 [4] 不少法律學者把「以法達義」視法律最高的追求，抗爭不是像某些人所指任何議題也可動軏抗爭，因抗爭背後必須要合乎國際人權公約所賦予的權利受損下的反抗。
抗爭運動是在當權者「挑戰」了人民的天賦權利下，逼不得已所作出的「回應」，沉默者默許了建制的擴張，進一步侵害了公民應布的權利，抗爭者不過是在被侵犯下所作出的反抗，它不是一般的爭取，而是奪回本來屬於人民的東西。所以，它不是北京官媒說的「在撤嬌」[5] ，這種說法是典型的「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6] 的論述，當權者往往自視為人民的家長，掌握人民的命運，無視現代文明尊重人人平等，生而有之的公民權利。
然而，傳統中國式的不合作運動是屬於以被動模式，西哲稱為「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現當代模式的卻是積極的抵抗運動。透過集結人民的力量，不但可以迫使當權者收回不得人心的決定，從而推動政府民主化，當國家一再拒絕向人民妥協，最終不合作抗爭往往可以改朝換代，終止政府繼續執政。經數百年歷史發展，現代文明認為普及而平等的選擇權，是人類生而有之的天賦人權，現在我們要奪回被人竊去的瑰寶，當然要不惜一切奮勇抗爭，實不應與黑社會奪人財產同日而語。
為何抗爭運動要升級？
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朱高正，在德國波恩大學哲學系取得博士，專攻康德哲學，是一位有學養、名望的學人，他是把「積極抗爭」帶進議會。1980年的國民黨仍然實行威權管治，實行人類史上最長的戒嚴令，特務橫行，言論自由遭到打壓，更重要是政治長期操控於少數外省人手上。其實自1949年國府遷台，台灣以戰事為由，沿用南京時代的國會，一直沒有改選，只在蔣經國時才開始增由民選補立委。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會仍由一班年近百歲的老人控制，時人稱為「萬年國會」，老立委稱為「老賊」。反對派透過增加對方的管治成本，千方百計令建制派感到難以維持下去，逼使其放下權力，還政於民。
台灣的經驗說明了抗爭必須要令對方付出代價，才能取得成效。過往，香港的反對派，鮮有使用積極的不合作運動，民主派採用的大部份是表態式的示威，三數人拿著橫額抗議(實際上是示弱)，可是這種模式根本不能對政府構成足夠的壓力，迫使其進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
當一法不行，就要運另一方法嘗試，學術上稱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此即中國傳統文化所謂的「窮則變，變則通」。很可惜在泛民主派領導下，香港的民主運動三十年來一直走不出表態的模式，當權者既然沒有受到實質的挑戰，當然不會無端讓步，在立法會內，泛民主派儘管一再表示不如何不同意，但仍然不採取實質的行動，阻止不合義的法案通過。香港人一直抱有向北京跪求乞取的心態爭民主，可是廿多年來寸尺不進，所以籍和平暴力的公民抗命作典範轉移，此既符合歷史潮流，亦是形勢使然的舉措。黑社論動軏以暴力作奸犯科，此與爭取公義的抗議截然不同。
不合作運動必須建立在路徑深化的基礎之上，即當權者不肯向人民妥協，就必定要令行動的威力擴大。過往的民主派，是採用橫向發展的模式，即換個不同議題，作同樣的反對姿態，並沒有作深度發展。是故，必須要一步一步把運動的激烈情度作縱向的拓展，給予建制的壓力日益加重，才能令對方疲於奔命，建立談判的條件，若政府最後不願面對現實，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革命往往就在此時發生。
有人說今日你為爭取某議題而犯禁，他時另一批人也可以如此，社會就再規矩可言。此說看似成立，其實不然，以堵塞公路的模式抗爭，是因在建制派挾功能組別自重，不尊重民意，屢次強行通過不得民心的政策，香港一直沒有合義、合理、平等的代議政制，當人民意見不受政權重視，就必須以行動來爭取合乎國際人權公約的選舉制度，建立合乎現代文明標準的議政平台，此後人民可透過公正的機制表決，不用無端「迫上街頭」。
近三十年來，中共高舉「向前看」的主旋律，實際上是不講道德，唯利是圖，穩定既得利益，壓倒一切倫常綱紀。若只以道德來迫北京政府回應香港的民意，歷史已經證實是徒勞無功。故此，某一形式的抗爭運動只能視為一階段性之手段，一旦失敗，反抗情緒升溫，應有更激烈的實際行動，令政府進一步增加其管治成本，使其難以執政。當公民抗命無功而還，是否能夠集結民眾力量，正面與「特區﹞小數利益管治集團正面對決；若再失敗，是否有進一步之行動，用民意來取締與眾為敵之不仁政權。
改變社會關鍵小數
隨著軍事科技的高速發展，揭干起義式的抗爭所付出的成本愈來愈高，一是人命傷亡；二是會失去大眾的支持；三是即使革命成功後，社會裂痕的機會極大。所以，非暴力的抗爭是有其必要，既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之上，塑造正義與專制的對決的形勢，是公平與特權的對抗，籍以吸引廣大群眾的同情，即南非民主運動中高舉的「爭取廣大的第三者」。
憤怒小數，可使山崩地裂。任何國度裡，總會有一群人對社會、對現實感到怒不可遏的人，反正政府沒可能滿足所有市民的訴求，在民主的社會，儘管這些人對執政者諸多不滿，但他們不須以激烈的手法抗爭，取得公眾注意他們所關注的議題，因為他們大可等下一任政府上場，未來的願景沖淡他們的憤恨。
保守的政體裡，憤怒小數不能合理地期待透過選舉改變現實，他們在建制內不斷被邊緣化，年復一年，這些聲音愈受忽視，正常的機制不能反映小數人的意見，政 府更對他們視若無睹，甚至打成生事者，不事生產的刁民。其實，愈是如此，只會迫使這些憤怒小數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意見。
自1997政權移交以降，在穩定與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大前提下，貧富問題推至極點，官商勾結，社會矛盾凸出，憤怒社群的人數日益壯大，由原來以的數十人，變成如今的以數 萬人計，以及他們背後無之不盡的支持者，這些人的行為愈趨激烈，衝突次數也不斷增加。
雖然大多數在建制下過著穩定生活的市民，對這些激烈示威者並不同情， 甚至討厭，但人民仍然無法透過真正反映民意的選舉改變現實，而這些邊緣人在建制下一日痛苦過一日，最後到達「臨界點」，那肯定會應驗了《老子》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境況，抗爭就會升級到香港人難以想像的地步，事實上，走在最前線的抗爭不必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只要有三數萬人，堅決與政府為敵，不怕被捕，無畏入獄，甚至效法反對世貿的農民般組織起來，則足以迫使政府退讓，正視民意，加快改革的步伐。
政治角力的過程中，建制中人認為應對這些人士加以打壓，嚴厲對待，把動亂消滅於萌芽之中，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壓力越大，反抗必然越大，當政府大舉收緊執法尺度時，他們就更能取得更多人的同情，而憤怒小數的影響力就會不斷擴大，除非像北韓那些極權政府鎮壓他們，否則這些人只會繼續激烈抗爭，直至山崩地裂，一發不可收拾。
影響他人怎麼辦？
開明的公民社會往往容許罷工行動，儘管它往往會為大眾帶來不便（尤以交通行業為甚），但民眾對於罷工者往往不會多加否定。易地而處，今日你反對別人的維權 行動，有朝一日你的權益受損，行動也難獲他人理解，孤立無援，所謂「他朝君體也相同」。故從功利的角度，沒有理由不支持別人的罷工。
從良知的角度，孔子有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ber)提出理性可分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與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兩種，前者為建制派常高舉的對效率的追求，講利益最大化，後者則以超越功利而追求道德倫理，即真正民主派所堅持者。故此，當他者的權益受剝削，即使不參與其中，為了實現價值理性，我們也沒有諸多反對的理由。然而，我們既接受以工業行動來爭取行業的合理權益時，何以當人們提出佔領道路來迫使政府還我應有權利時，卻有些人大聲疾呼，批評佔領行動會影響別人生計，又說「你有你反對，但不可阻住我搵食」云云。
若按罷工的準則，反對的理由絕對不攻自破。罷工行動不過是為了個別群體的權益，而佔領行動卻是為了全港市民的福祉。也許佔領者並不代表你，但在民主社會可以藉全民公投或代議政制博弈，奈何我們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不能行使這天賦的權利，故佔領行動就是為此而努力，所以公眾大可不同意佔領者的政治立場，卻不可反對他們的行動，請記着「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道理。
惟不合作行動往往違法，所以便不應支持？上文談到「以法達義」，法治可分為「形式義」與「精神義」兩種，前者是工具，而後者是目的，故精神比起形式重要得多。當形式不能確保其精神得以彰顯，則大可效法聖雄甘地、昂山素姬等人，以公民抗命爭取公義。
從傳統中國文化而言，「武」[7]的定義是止戈為武，當溫和的手段久久也不能爭得合理權益，則無妨作範式轉移，「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當然，武力革命並非上上之策，但積極的抗爭行動，可一改二十年來港人被動式爭取民主的悶局，圖開一新局面，即使非參與者，又何妨不樂觀其成？
真正民主必然本土
真正的民主社會必須立足於本土，可是本土非必然屬民主，沙文主義也是本土，凡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沙文主義乃因拿破崙的將領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而命名，其底蘊是建於仇恨他者，並自視高人一等，且具有強調的排外情緒，而這些通通是現代文明崇尚理性的大敵。沙文主義(Chauvinism)實出於仇恨，此為人性的黑暗面，其邪惡性比起建制派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提倡族群排斥的人絕非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士。
再者，香港的「土共」也是本土，他們卻是民主的叛徒，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是阻礙民主進程的千古罪人。相反，真正的民主當然是立足於當地的人民，人民有權決定自身的發展而不受他者左右。當年台灣當局倡議公投，大陸官員譏諷應以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這是完全違反人民自決的原則，即是「非自主自治領土上人民自主決定的權利」，故此一旦實踐民主，政府乃由人民組成，符合林肯提出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三點準則，既然享有民治，就可達孟子所說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境地。
由是觀之，爭取本土權益必然要以民主方式，而不可用「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一套，此詞乃發源於19世紀的普魯士，其實是統一德國的卑斯麥(Bismarck)奉行「鐵血政策」的理論根據。說穿了，就是只講效果，而不在乎手段是否正確，故有人要說「暫時無法兼顧」，實際上是放下道德，追求自身團體的利益，此正是華夏文化講「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對立面，絕非中華道統之正溯。若以現實政治的方式追求，往往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嚴重的族群對立，後果一發不可收恰。抗爭運動必須站在道德高地之上，這才能感染更多人投入運動，誠如南非民主之父孟德拉所言：「壓迫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
南非的經驗說明用民主的方法爭取本土權益才能令社會避免動盪，此成了當代社會運動的典範。反過來說，非理性的抗爭對社會的危害，往往比起建制對人民的威脅更嚴重，歷史告訴我們這甚可能造成違反人道主義，犧牲弱勢，剷除異見，在切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有些人主張暫時放下道德，他們正是反民主的沙文主義者。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歷史發展，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了這說法，雅各賓如是，法西斯如是，毛澤東思想也如是。故此，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交易成本就合理的一套，也是現當代不二的抗爭方法。
結語
著名社會學家享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95）把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抗爭運動定性為第三波民主運動，其特徵是以和平演變為主要手段，有別於從前的武裝革命。2011年北非爆發茉莉花革命，稱為第四波民主運動，香港屢次錯失與國際潮流接軌的機遇，是因過往的反對派沒有完整的論述，啟蒙社會思潮。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用非暴力(至少是低暴力)的抗爭手法才能取得大眾的理解，令民意轉向，甚至得到國際的同情，香港人素以溫和見稱，暴力抗爭非但不會吸引市民支持，更會失去國際對香港作為受害者(被北京打壓)的同情，故非暴力民主運動實在是香港抗爭運動唯一的出路。
1)《史記‧伯夷列傳》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2)《晉書‧稽康列傳》所與神交者 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3)江蓋世、王康陸：《展現民力：非暴力的理論與實踐》頁20。
4) 戴耀廷：《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0年)，頁57。
5) 《環球時報》：〈香港一些人用尖锐声音和行动“撒娇”〉2013年7月2日。
6)「權威性人格」即是在家裡父母自然是兒女的表率。在村裡，長老自然成為眾人的領袖。在國家裡，以吏為師，官員成為人民的模範。「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對長上服從，對智者信服，對國家信懶，這大概是傳統農業社會的文化特色。
7) 《說文解字》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文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