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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楊仰風:歲在甲午看反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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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楊仰風:歲在甲午看反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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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公報

今年是甲午年,上週與扶輪社友開會,社長提到該會在1894年成立,已經兩個甲子,旁邊的同事也教世界歷史科,便說想起了First Sino-Japanese War,和我一模一樣。 我唸初中時,亞視還有點起色,播放了一套有關甲午戰爭的紀錄片,黑白剪影轆轆滾動着滄桑的歷史,慈禧的蒙昧,李鴻章的進退失據,伊藤博文的精於盤算,還有丁汝昌和鄧世昌的悲壯犧牲,教我這位黃毛小子嘆息、激憤。我讀完《海葬》、《河殤》後,中史老師便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借給我。我翻到「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這一章,章名太深刻,過目不忘。可以說,甲午慘敗開了一扇近代史的門,讓我慢慢闖入十九世紀的東方與西方,漫遊革命時代和分析帝國主義。

近來多讀了清詞,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有一首《唐多令‧甲午生日成賦》:

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攬青銅、謾惜鬚眉。 試看江潭楊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為。 豪竹哀絲聊復爾,塵海闊,幾男兒。

一句「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雖無景語,但那種感嘆,那種沉痛,卻直追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且《唐多令》詞調的次句,可作「平平平仄平」,有別於一般詞調的「平平仄仄平」,復有拗折之韻律美。下闋的「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則聯繫到甲午戰爭之沉痛。

或許我的成長經歷,令我很難接受高舉「龍獅旗」謾罵內地遊客的年輕人。我問自己,是我老了,接不上潮流?還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但我可坦然以對,我愛的國絕對是有根可尋的,如一直上溯,就是龔自珍、林則徐、黃遵憲、譚嗣同、林覺民下迄五四諸子和三四十年代的救國青年,再到八九民運的烈士,再到中國大陸擁護憲政身陷囹圄的劉曉波、揭露豆腐渣工程無端入獄的譚作人、支持平反民運慘死的李旺陽,這股潮流落在香港,根苗就是司徒華。本土派未必認同,但我總有能力將自己的信念,梳理為從古至今的譜系。

有人說,這是策略錯誤,爭取民主靠老路子不行,靠燭光晚會的幾十萬點虛火不行,必需要極端手段。但我談的不是策略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一個抗爭的人物、群體失去了道德規範,為求目的,便不管手段多麼暴力和邪惡。讀歷史告訴我,今天他們用暴力抗爭趕走了當權者,他朝成為新的當權者時,也只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異己和人民。 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乃至建國後的毛澤東,他們在執政前打倒了暴虐的政權,掌權後卻變本加厲,成為一個更可怕的國家怪物。

一個族群的延續,必須由深厚的文化承載。現在本土派或港獨人士偏重資源分配的問題,在文化上則強調港人具公德心,如有秩序排隊、沒有亂拋垃圾等,這些公德當然值得自豪。但說實在的,這些形式禮儀太表面,不少國家的人民(包括很多內地人)也能做到,根本沒有文化獨特性可言。不少人看重繁體字、廣東話和嶺南文化,卻無深入研究,先不要求他們讀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和招子庸《粵謳》,即使六十年代唐滌生的粵劇也沒看過,甚至沒聽過。

近日,我看到研究香港的先驅葉靈鳯的著作在書店低價促銷,無人問津。而擅長寫香港風土人情的吳昊逝世,大眾反應冷淡。文教不興,香港即使能僥倖自守,仍只是一個毫無風格的地方。 在廣東道拿著龍獅旗的人群想法走得有多遠?是純粹驅逐自由行,是城邦主義者,還是更激進的港獨人士?但不管如何,那些憤怒的眼神和謾罵,告訴我香港與兼容並包的自由主義傳統已漸行漸遠。從語言暴力,到肢體暴力,再上升到有系統的國家暴力,程度大小當然不可以道里計。但那怕多輕微的暴力一經合理化,彷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一股可怕的暗流,越湧越烈。

回歸十七年,香港受同化最可怕的不是經濟結構和內地移民,而是學懂了人家的鬥爭模式:為求恫嚇敵人,不惜極端手段。多麼切合近年港產片的一句經典對白:「我很努力地擺脫他,結果我發現,我變成另一個他。」捨棄了過往信守的普世價值,最終喪失自我。 甲午年香港風雲變幻,令我想起兩個甲子前的晚清。可幸我們還未絕望,與其感世傷時,倒不如努力面前,草草填了一闋《唐多令》,望能為社會做得更多:

《唐多令‧遊大嶼登牙鷹山》

弦月照幽潭,征途千樹參。入層峰、夕送清嵐。  
飛鳥高鳴崖壁越,雲海闊,拓天南。
行囊負書函,寬肩斤石擔。灑珠汗、遍染青衫。 不怕歸時霜露白,塵履損,更攀巖。

作者為中學世界歷史科主任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4年3月31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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