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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學者:本地華資遇事「告御狀」 削弱特區管治

學者:本地華資遇事「告御狀」 削弱特區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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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人大背景分布。

學者方志恒專長研究公共管治。今年初他在《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論文,闡述回歸前後,北京政府和香港資本家的關係,以及如何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他指出,北京政府在過渡期間,積極拉攏本地華資,並在回歸後逐漸介入本地政治。商人透過經商和政治場合,跟中央和地方官員建立關係,並在關鍵時候,直接向北京「告御狀」,越過特區政府。作者認為,跟回歸前的香港政府相比,特區政府的自主性較低,真正操盤的是中央政府。

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甚麼新鮮事物。本文的重點是政商關係的演變,以及列舉作者的統計結果。

1983年,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負責處理收回香港的工作。他提出,要維持香港繁榮,就要拉攏本地華人資本家。北京承習港英政府,跟商界結盟,認同港商驅動改革開放的貢獻。資本家藉此保障國內利益。此外,雙方也擔心民主化會改變香港經濟制度,損害商界階級。北京政府設立大量政治組織,例如港區人大政協、基本法草委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當中工商界佔相當部分。

回歸後,華資的權力越來越穩固。作者整理了1998至2012年的港區人大和政協界別。商界佔了約四成的人大議席,約七成的政協議席,當中包括耳熟能詳的大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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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政協背景分布。

華資跟內地的經濟聯繫千絲萬縷。中國內地佔香港貿易總額,由九十年代的三成,升至2012年的五成。香港和中國內地是對方的最主要的外資來源。朝中有人好辦事,華資跟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企業緊密合作,或者跟中央高層建立個人關係,有利投資項目獲得通過。

作者列舉一些事例。其中一個,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05年1月,任職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率領招商團來港,吸引本地投資。這類招商團不時發生。另一個例子,是1992年,李嘉誠幫助首鋼集團在港借殼上市,後來他投資王府井的東方廣場。(2011年4月東方廣場注入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上市。)

作者比較回歸前後政商關係。回歸前,相對於以外資為主的商業金融資本家,本地華資(以工業家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跟倫敦的關係較疏離,例如他們很少直接去外交部投訴。港督有較大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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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北京積極介入香港政治,本地商界可透過中聯辦或直接往北京表達意見。若果商界利益受損,它們甚至直通京城,施壓阻止特區政府施政,削弱特區政府的自主。作者舉了兩個例子:

1. 回歸以來,商界佔了本地往北京的代表團人數近四成,較其次的慈善組織代表多近一倍。中央官員不時接見這些代表團,足見重視。

2. 商界曾經直往中央,反對八萬五建屋政策,西九單一招標,以及投訴港交所延長上市公司董事禁售期。特區政府後來修改這三項政策,有利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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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特首選舉,改變了香港的政經生態,商界分為支持唐英年和梁振英兩派。競選期間,唐英年被揭露多項醜聞。方志恆認為,北京選擇梁振英,原因是減少危機,多於刻意改變本地政商關係。選舉過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大和解,呼籲商界團結,一起支持政府。北京和本地資本家的關係,短期內改變有限。

當然,近月不少報導,指本地首富李嘉誠撤資,而他支持唐英年競選特首,縱使李嘉誠多次否認。另一邊廂,新世界發展高調支持梁振英。特首選舉後的商界版圖,已不再是「鐵板一塊」。即使首富撤資不是事實,但若有相當人們信了這個傳聞,並按此傳聞行動,社會就已經改變了。

論文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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