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之後的香港，已經進入另一個歷史階段。
六月的香港，是激烈跌宕的：立法會議員長毛因為之前的抗議行動被判刑入獄，六月十三日學生和社運團體因為新界東北的開發案包圍立法會而爆發幾年來最激烈的衝突，六月十日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基本上宣告一國兩制已死震撼了港人，然後是六月二十二到二十九日針對政改方案的全民投票，有近八十萬港人投票。
人們都在焦慮中期盼與好奇：接下來的七一大遊行會是什麼樣的結果？而遊行之後，是否會有佔中預演？
結果，七一當天有五十萬人在這個潮溼黏熱的午後走上街，而兩個主要學生團體學民思潮（以中學生為主）和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分別在申請遊行集會結束的十二點以後繼續抗爭──學民思潮包圍特首辦，學聯則留在遊行終點的中環渣打道上留守，預計早上八點結束，進行「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台灣較常翻譯成「公民不服從」）是這兩年香港公民社會的關鍵詞。首先是「佔領中環」運動讓這個詞彙進入公眾討論，他們宣稱，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手段來佔領中環，已迫使北京改變歷史。公民抗命行動本身是為了凸顯法律的不正義，也能感召更多公民去認識體制的不義。
但針對今年七一，發起佔中的主導團體並不打算展開公民抗命，但學生們卻認為必須提早升高態勢，展現他們的信念和堅持。
在七一午夜的中環街道上，我在台下看著舞台上學聯幹部們年輕但堅毅的面容，聽著他們述說堅定的信念，非常動容。
站在香港最關鍵的歷史關口上，面對一個如此強大的敵人，這群學生不是沒有恐懼與害怕。尤其他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留下來參與這個「違法」的抗命行動，而過去幾年香港並沒有大規模的警方清場，所以他們也不知道會在黑夜中面對什麼樣的鎮壓、暴力和逮捕。更何況，此刻是香港回歸以來最激烈矛盾的時刻。
如中大學生會長張秀賢在七一之後所寫的：「在過往參與社會運動的日子，我們還可以抱著僥倖心態，以為自己還是少年人，被捕的機會甚低，甚至參與社運都可以無所畏懼。可是，今次警方強硬的態度，濫捕情況愈來愈嚴重，我不得不整理心裡這種僥倖的心態，做好心理準備迎接將會面對的法律風險。坦白說，留案底當然會很影響自己前途，但我更怕的是父親母親是否能承受我被拘捕的消息，害怕香港人會否變成十個救火的少年??這幾晚睡得不太好，每晚都在想這些問題，在前晚，我真的想到哭了。」
次日清晨，警方進行清場，逮捕了五百一十一人。
運動組織者認為基本上這是一個成功的行動，因為留守人數比他們預期的多，更重要的是，他們向香港社會示範了何謂「公民抗命」。媒體事後報導了這五百多人中許多人的故事和理念，也讓許多人為之感動。因此更多人認識到，下一次真正戰役來臨時，他們不能缺席。
這群青年組織者的生命，或者這個青年世代，恰好生處於香港最決定性的時刻。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在臉書上寫說：「假若八十萬人投票、五十多萬人遊行都不能令這政權畏懼，我們惟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把行動升級，把香港帶進一個全面抗命的時代。香港正處於一個歷史的關口，歷史的分岔路：三十年民主路是成是敗、香港會何去何從，還看今朝。因此，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不能縮也不能退；一退，並輸。這不只是我們學生的責任，而是每一位公民的任務和責任。」
謝謝這群年輕人，以及和他們一起在黑夜中留守的人，為香港的黑夜留下一道光。
那道光，就是那晚舞台上的布條：「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