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陸生蔡博藝要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成為不小的新聞。
這個問題就像此前的陸生健保，乃至從中國來的外籍配偶的身分一樣，都對台灣這個政治社群的構成提出了新挑戰。
陳為廷在臉書上說的很好，蔡博藝作為淡江學生，當然有權利參選會長。
而要論她的能力與資格，她創辦並參加淡江的異議性社團，參與台灣諸多社會運動從反媒體壟斷到太陽花學運；她關注校內學生權益，此次參選並提出諸多關於學生權益的重要政見，所以陳為廷和不少學運學生都支持她參選。當然她是不是最適任會長，沒有人可以決定，只有淡江的學生。
蔡博藝是屬於陸生元年（ 2011年）的學生。他們是許多台灣學生第一批真正一起上課、一起玩樂、一起搞社運運，甚至談起戀愛的中國青年。台灣學生透過他們認識到了不是既定印象中的，也不是台灣媒體上被呈現的中國。而兩岸青年彼此間有許多屬於同世代（90後）、同屬於青春期年輕人的慾望與躁動，但是也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差異。這些對他們彼此都彌足珍貴。
對這些陸生來說，他們透過在台灣的真實生活，一步步地認識這裡複雜的美麗與黑暗（比如蔡博藝在太陽花學運過程中行政院抗爭現場感受到了國家暴力），他們或許會感到陌生與震驚，但他們將更理解台灣人的思維與情緒，看到兩岸之間更細緻與深層的差異。例如一般中國青年對「台灣獨立」容易有巨大的情緒反彈，但在台灣願意思考的陸生們，即使未必接受這立場，卻可以更理解台灣認同。
而他們會把他們對台灣的認識帶回中國，成為某種意義上兩岸的橋樑──雖然蔡博藝在她之前寫的文章中，表示並不想背負這麼大的歷史包袱，而認為他們陸生只是「不小心翻動了歷史」。但事實上，他們確實身處於一個他們未必意識到的特殊歷史關頭。
尤其，這場校園選舉在後太陽花的台灣社會具有格外意義。太陽花學運的目的是反對服貿，並希望推動公眾對兩岸互動的監督與關注，而不是「反中」。但不可否認的，在太陽花學運過程中，確實滋生了某些恐中的情緒，以致於在學運開始時可能打開了社會對話，但結束後這個對話空間卻可能更封閉。
台灣的確難以逃避與中國互動，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建立怎麼樣的互動架構，必須更了解中國的國家戰略與社會現實，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各種「中國」標籤在台灣內部中的複雜性：在校園中有中國學生，在社會中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而這些群體都應該具有做為社群成員合理和平等的權益，甚至基於他們的身分參與公共事務，而不能被我們對中國的恐懼與擔憂所歧視與排斥。更何況，一個中國人可能會比一個台灣人更「愛台灣」，而有些台灣人可能更對台灣傷害更大。
問題是，下一個中國學生有沒有可能是北京派來的五毛？當然有可能，北京會希望（也已經）透過各種力量在台灣培養親北京勢力，從台灣的中央到地方，從媒體到宗教。只是，面對對岸的威脅與滲透，我們不應該因為害怕而走向退縮與封閉，而是應該更強化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體制（例如太陽花學運要求建立兩岸監督協議就是強化民主），因為這才是我們要捍衛與珍惜的價值與制度。
每一次與中國有關的事件，都考驗著台灣民主的堅強與脆弱。我們應該歡迎這個參選學生會長的中國年輕人，並期待在淡江校園中對於學生會長選舉有更多的公共辯論，對如果她（或任何人）當選後的工作，可以持續監督。這也是我們對一個真正民主的期許：民眾有更多的公共參與與討論、掌權者能有更多的資訊公開，權力可以被更多地監督和問責。民主才是台灣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