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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政權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專制政權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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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一直有留意大陸媒體對香港的報導,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斷章取義,常常三言兩語就帶過,難道沒有人看的時候問一句「爲什麽」嗎?與此同時,民間流傳著很多以透徹分析香港問題自居的文章,難道沒有人問過究竟作者是誰,真的去過香港,看過這個運動,而不是紙上談兵,舒舒服服坐在辦公室裡批評嗎?連作者是誰都不清楚,隨便冠上諸如香港資深立法會議員的名號,就足以讓你們深信不疑瘋狂轉載?朋友們,不要誤信權威,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一九八四》這本書,現在看來興許荒謬,我們誰都無法確實地說,現在有哪個國家仍然如此,或者說哪個國家曾經如此,畢竟我們沒有生活在那個國度、那個時間。但書中一些片段,卻是狠狠的揭露了一些事,甚至跟目前我們的處境非常相似,譬如媒體只有一種聲音,潛移默化下就會相信這些就是真相;譬如媒體不斷只報導豐功偉績,經濟成果,科技成就,對於社會上的不公義事件甚少報導,即便報導,也會標籤上一個「亂」字,利用大家安逸地享受了多年安穩生活的心理,自動排斥一星半點可能會引發社會一時秩序不好的事,卻忘了背後更大的原因是因為政府不義,才會有一群人出來反抗。

書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他們在貧民窟出生長大,十二歲就開始工作,度過短暫的青春,享受青春和性慾,二十歲就結婚,三十歲就算是他們的中年,大部份無產階級都在六十歲過世。沉重的勞力工作、照顧家庭和小孩、和鄰居爲了瑣事吵架、看電影、足球比賽、啤酒,還有最重要的,賭博,這一切雜事塞滿了無產階級的腦袋。要控制他們並不難,思想警察總會派幾個密探在無產階級身邊,散播不實的謠言,追蹤并消滅幾個被認為可能是危險人物的傢伙,但並不打算用黨的意識形態教化他們。黨不希望無產階級有太強烈的政治意識,只要他們單純地愛國,這樣如果要增加他們的工時或者減少配給時,就會很有用。就算他們心生不滿,有時候他們真的會有這種感覺,他們的不滿也無處發洩,因為他們實在太無知了,只能針對特定的小事發牢騷,所以他們經常沒注意到更明顯的惡行。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家裡甚至沒有電屏(小說中一種監視人們日常行為的科技),就連公民警察也很少去打擾他們。倫敦有無數罪犯,但這裡仿佛是別有天地一般,特有一群小偷、強盜、妓女、毒販,和騙子等等,各式各樣的都有,不過因為這些罪行都發生在無產階級身上,也就毫不重要了。基於道義上的考量,黨允許他們遵循古早的生活方式,黨所推行的寡欲生活並不適用於他們,雜交不會受到處罰,也准許離婚。因為這樣,如果無產階級表現出需要或嚮往的話,就連宗教崇拜都可以批准。他們不會被懷疑,就像黨的口號:『無產階級和動物皆自由。』」

這段話,有敲落你心上嗎?當你看到柴米油鹽越來越貴的時候,是否只會罵商家無良加價?當你看到少數民族自焚抗議的時候,是否只會冷笑他愚蠢激進?當你看到一部份的人爲了某些事情上街表達意見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他們擾亂社會秩序?當城管打人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城管暴力或者當事人傻蛋?當你看到有人提出民主的時候,是否只會覺得他們不安分、搞反共、搞民粹主義?——醒醒,想想這一切的背後是誰造成的?

我們已經習慣了從傳媒身上獲得外面的訊息,尤其中國之大,不可能事事親身驗證,於是媒體的報導幾乎成爲了唯一的消息來源,加上中國網絡資訊封閉,許多國外媒體無法連接上,國內的聲音又必須先經過新聞處審查才可以發佈,於是媒體角度越來越單一,越來越一致,卻又越來越壯大,因為我們別無選擇。更別提如今的微博和微信使用量廣,輕輕一按即可轉發消息,真假混雜起來誰也難以分清究竟孰是孰非,於是大家又困惑了,我該相信誰?總不能微博上隨便一個人的言論我就相信了,權衡過後,傾向於選擇權威,找有身份有分量的人寫的文章,總該可信了吧?然後便是現在出現的情況,許多有大量轉載的文章,都被冠上某某人的名號,例如香港立法會議員,卻沒有真實姓名,真偽無從考究;例如某某財經評論者,但他真的瞭解整件事的始末嗎?我們是不是在看的時候,要多問一個問題——這是真的嗎?

可惜很多朋友不會問,或者沒有途徑去問。說實話,香港事情發生後,我有留意內地媒體的報導,很多都語焉不詳,只有一兩句話帶過,之後就有很多或以俯視姿態嘲諷香港的文章,或以民族主義憤怒情緒渲染香港反共搞獨立的消息,卻從來沒有一篇詳盡地說說事情始末,或是香港緣何對中央的政改方案不滿。簡單一個例子,就是內地只引述香港在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來概括整個人大政改方案,卻無視所有的附加條件,足以篩選掉中央不滿意的參選人,使香港選民沒有真正的選擇;又或者Umbrella movement的和平與自發性,如何井然有序,警察在什麽情況下實用暴力,激發許多市民的憤怒和不滿。這些在內地的媒體上隻字不提。

難道這不是中央對港澳臺,甚至是國內的一貫公關手段嗎?把所有對中央的不滿行為,都形容為分離主義或是反共主義,利用大家的民族情緒,看到新聞只會叱駡肇事者「反共」,看不起中國,自視甚高要獨立諸如此類,以此類聲音來蓋過真正不滿的原因——反抗都是因為有壓迫,而壓迫施諸在他們身上,然後利用媒體消滅掉這些壓迫,讓大家只看見反抗,便以為他們是無理取鬧,惡意搞破壞。

如果放眼世界,便可看見世界的主流是以人為本,不是說事事都要由人民來做主(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太多人攻擊民主是民粹,拿中國三十年前的狀況來抨擊),而是政府應該尊重人民,保護人民,而非蒙蔽、矇騙人民,選擇性地發佈消息,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緒作祟。而政府更應該對人民問責,倘若不得民意,或是人民極為不滿,理應改進或是引咎,而非高居廟堂,坐視不理,以打壓為手段消除異見聲音。

可惜的是,在專制政權下,由於消息封閉,教育控制,仍然有許多人只能從政府的角度看待一切事情,卻忘了自己應該有自己的角度;許多人只安穩於政府給予的豐衣足食,從歷史中學習到聽話服從,安守本分,君君臣臣,不應僭越,自動放棄了世界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於是每當有事情發生,就第一時間出來為政權護航。

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主加害者的一種情結。根據萬能的維基百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一下特徵:

1. 綁匪爲了某種「正義」原因(國家完整性,國家安全,中華民族崛起主義)而綁架人質,并得到人質認同。
2. 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威脅到自己的存活(詳情可搜陳光誠、李旺陽、艾未未等新聞,殺雞儆猴)。
3. 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會出綁匪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醫保、免費教育,一直忘了其他社會問題,如戶籍制度,留守兒童等)。
4. 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這條上文有述)。
5. 人質必須相信,要逃脫是不可能的(不要亂講話,會被查水錶的/哪個國家都亂,我們很穩定繁榮/我們正在崛起,歐美國家算什麽)。

而通常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經歷以下四大歷程:

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如八九六四)
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因言入罪的種種個案,導致不敢亂說)
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認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長期處於當前政權下,更別提電視劇千遍一律的中國落後挨打的抗日戰爭,歷史上過分渲染的清末民國歷史,覺得中國被列強欺負,而現在列強分裂中國之心尚且不死)
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現在的狀況)

如果願意抽離去看,其實一切都很諷刺。

筆者為政治系學生,去年在中國交流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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