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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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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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原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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