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母校邀請了沈旭暉教授舉行分享會，講論對雨傘運動（革命）之看法。本人有幸出席，獲益不少，並激發了些少思考。為更了解沈教授的論述，特意找了數篇教授近期的文章及訪問細讀，包括《不中聽的話：如何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不中聽的話（續集）之聽不懂的話：「夢之行者」──如何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閱讀「佔領中環」之後》、《如何以政治科學規範，閱讀甘地沒說的話，與「佔中」的宿命》，及《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本文嘗試回應沈教授的理論框架，當中有同意也有質疑。本人學術基礎薄弱，故不求有甚麼理論建樹，但求引發更多議論，壯實佔領後之論述工作。本文先概述沈教授之論述，然後再嘗試回應之。其後某些部分是借題發揮，「自說自話」一下。本人不學，故拙文難免有所紕漏，望沈教授及看官見諒，並不吝賜教。
沈教授的中港論述
沈教授以國際關係之框架閱讀佔領運動，提出中港矛盾方是現今問題之核心。此處所謂中港矛盾，乃北京「大一統」單一制意識，與香港本土意識、地方主義之間之矛盾。簡單而言，就是「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沈教授強調，中國政府中確實有不少人真心認為，假若現在香港實行民主，而港人不懂以國家的角度思考，拒絕關顧國家利益，則必然與大一統方針衝突，選出「不（夠）愛國」的行政長官，因而危害國家安全。因此香港有民主的前提，必須是國族團結，即香港人「人心回歸」。
佔領爆發，未能爭取民主普選，反而突顯了香港人的離心意識，令北京更覺需要重手整頓香港，開啟群眾鬥群眾的政治操作，勢要打垮香港的（各有各說的）核心價值及身份認同。如此，則香港某些人必然採取更激烈之措施抵抗北京，造成硬碰硬的局面。沈教授謂：「北京真正定性香港為『準新疆問題』地處理反對派，可能民主爭取不到，連自由、法治也失去……反對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回應，落入無窮的循環」。北京刻意造成二元對立，而佔領者也主動或被動進入此對立模式。「有了對立，國家機器就能參與，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敵我矛盾，卻正是目前北京最願見的，因為他們的強項正是處理敵我思維，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入國家機器，改變社會模式，達到了這些，普不普選，反而是次要。」
由是觀之，則民主或普選確實不是問題核心。沈教授在母校的分享會中提及，其實民主乃工具（means）而非目的（ends），乃達致某種公平社會之工具。假若用較為激烈的手法爭取民主，不但得不到民主，反而會令北京更名正言順在香港進行大整肅，全力破壞香港現存的優良制度兼身份構成，如法治、自由等，實是得不償失。假若往後出現暴動，則北京更能夠利用宣傳令民情轉向支持所謂的「穩定」，從而擴大國家控制，收緊香港的種種自由，「消化」香港。這有如六七暴動後，港英反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加強監察與控制，打擊左派，收緊自由。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助教蔡俊威也在《後佔中時代的中港關係》一文中提出類近觀點。蔡助教認為，佔領之後，中央將在香港展開意識形態之戰，從教育、專業領域等多方面下手，奉「奪取（回）香港，必先摧毁（舊日的）香港」為指導思想。蔡謂：「在北京眼中……擋路的是香港既有的『一制』……令人不安在於北京勢將在意識形態戰場上，以不同方式徹底剷除、鬥垮香港既有的制度、文化、知識、價值觀——英國『洗腦贏心』工程建立起的政治文化。」「若我們只狹隘地關顧某一點，即使有了民主，但在其他戰線上失守，一切也是徒勞……在後佔中的處境下，北京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將鬥得激烈。若我們失去自主、反抗的能力和意識，就不用再談民主了。」
香港人不禁要問：「唔想咁樣，可以點樣？」蔡助教並無給予明確答案，而沈教授則提出一套新的遊戲規則。沈教授的藥方，簡單而言，就是香港人應該面向國際，利用全球化的新工具在國際社會中建立香港的品牌（branding），「例如在海外市場拓展香港品牌產業，在海外學院開拓香港學，乃至有一些朋友間的互助基金，讓朋友得到國際閱歷。」把所謂「香港」變成不局限於深圳以南的「另一種存在」，即所謂glocalization。如此，則能衝破「北京『權在我手』的公式，可以減少對香港政府的依賴，繞過香港政府建構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確，毋須捲入挑戰北京一類必被上崗上線的活動。」
本人嘗試再闡述一下教授的整套論述。根據民主化學者Juan Linz（陳健民教授的老師）及Alfred Stepan所述，世界上從無某國家容許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的案例。因此一日中國無民主，香港也不可能有民主（這其實就是傳統「泛民」的論述）。加上北京現在以單一制國家安全的框架理解香港問題，則必定會用盡任何方法「消化香港」。既然硬碰硬爭取民主普選不會有甚麼成果，倒不如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在國際間建立香港品牌，建構香港身份。沈教授雖然強調「絕不是不要爭取」民主，但明顯是希望把焦點從爭取民主普選轉移至在國際建構香港身份之上。本人甚至以為，沈教授其實暗示，假若把焦點轉移到國際之上，則可以減少與北京抗衡，從而令中央政府放緩「消化」香港的政治工程，令香港得以喘一口氣。
沈教授對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及建構主義之論述
沈教授經常強調自己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但卻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提供出路及答案。這與關信基教授提出以建構主義溝通現實與理想之論述（「務實地追求理想」）類近。
沈教授認為，佔領運動中，不少人落入理想與現實的二元對立中，並走向兩極。不是「對相信的理想越來越投入，草木皆兵，逐漸失去任何現實的制約」，就是「面對現實的無力後變得犬儒，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只顧埋首賺錢」。而很不幸，此種對立在香港不斷加深。教授認為，從來不應以二元式思考理解世界，因而提出以建構主義建立框架，「通過人為建構的規範、話語、觀念、文化，內化為社會制約（constraints），再逐步改變。」
教授提出運動中出現了四種建構主義者，即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潛夢者。四者或許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嘗試（或不自覺地）透過建立新的社會規範、新的潛規則去帶來改變。簡單而言，就是講一個又一個新的故事，例如把舊有強調刻苦耐勞努力向上的「獅子山精神」，重新演繹為嚮往民主及公義社會的「新獅子山精神」。沈教授認為，建構主義的好處在於，即使「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換血』方式也好，也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假若把教授建構主義的理解，融入其對中港格局的理解，則可見「在國際中建立香港品牌」，就是一建構主義工作。
回應一：民主作為「命運自主」及確立身份之表現方式
當聽到沈教授提出的出路時，本人第一反應乃認為此說非常聰明：有理論框架支撐，且可以化解現時鬱悶，算是對症下藥。當今見問題而能提供藥方者，少之又少。然想深一層，卻發現有一些問題及理論困難，望沈教授能加以闡述澄清
首先，按本人理解，沈教授提出的藥方，乃假設當港人不再與中央硬碰，而轉移面向國際時，中央便會安心，因而手下留情，不會重手整頓香港。由此，則港人可以保留香港剩餘之種種而發展國際branding。此假設在佔領前已經不太穩妥，在佔領後更加難站得住腳。正如教授所言，佔領已經令中央決心整頓香港、「消化」香港，假若現時港人轉而發展國際品牌，減少對抗，則久而久之，似乎香港只會存於國際中而失去本土根基。當深圳以南不再是香港，則國際上存在之香港品牌，可算是香港乎？有同學理解教授的意思是叫大家移民，本人不同意，認為教授基本上是請大家以香港為中心點，向外發展國際網絡。但即使不移民，卻放棄香港的防衛戰，當香港已不再是香港，則再難有品牌可言。這不是純粹所謂熱血青年的擔憂，而是政治現實的殘酷。教授或許可再闡述此出路如何可能，及如何實際操作。
此外，教授也提及自己被批評為「離地」。本人以為，此批評有些少道理。儘管教授指出「以往確實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承擔這樣的生活，但全球化改變了一切」。但能輕鬆遊走各國者，終究仍是中產以上人士方能「玩得起」。到臺灣、東南亞當交流生，甚或留學等或許將大行其道，但把整個生活方式遍佈國際間，卻絕非基層人士所能負擔。是否應該由中產、資產階級擔當拯救香港之任務，實在值得斟酌。教授謂將「努力弘揚香港的國際身分，開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觸國際視野的渠道」。本人非常同意教授的工作，然發展國際品牌是否就能令香港走出困局，令人疑惑。
上述純粹解釋教授提供之藥方之困難，但其實問題的核心，是我們對民主的定義似乎有異。教授提出民主純粹是達致某種公平社會的工具，這一定義有部分真理，卻非全部。當然在學術上而言，總可以提出各種定義，重要的是如何按自己所取的定義以符合邏輯的方式發展理論框架。爭論定義在學術上而言並無太大意義。但稍為脫離純學術層面，回歸現實政治世界，則爭論定義有其必要，皆因如何定義會直接影響如何分析當下之時局，及提出何種解決方案。
在佔領運動中，有個「小台」，背景寫著四個大字：「命運自主」。民主或許是達致某種社會的工具，但對起碼部分佔領者而言，民主也代表自主，代表自己前路自己揀。如此，則民主其實是發展並鞏固香港人身份的顯示模式。從七十年代起，香港人確實逐漸建立了一套身份認同，並隱隱然同意某些核心價值，如法治、自由等。然缺乏自主，這種身份終究是消極的，且某程度上是前朝賦予的。今天部分港人要爭取民主，其一原因是要抵抗大陸繼續侵蝕港人的核心價值，但同時也是要自主，好能自決前路，建立香港本位且積極之身份。當然，現時要爭取的普選及代議政制是否可以達致如此目的，可以質疑，但部分港人確實有此想法。沈教授及蔡助教不約而同把民主與香港人身份（品牌）及自主二分，雖非毫無理據，卻又非完全準確。
臺灣政治學者兼候任臺中市長林佳龍曾經寫道，民主化令臺灣人民更投入政治生活，並增加彼此間之互動，因而慢慢建立一共同意識：把「臺灣」從一地理位置概念變成一政治社會，並把「臺灣人」從種族身份變成一公民（civic）概念——「臺灣公民（citizens）」。由此可見，實行民主就是建立一種政治及公民身份，而自主即是自我肯定，並鞏固自我身份。教授在母校的分享會中其實提及這正正令北京不容香港有民主，因為民主令本土主義得到正式的顯示方式，與大一統框架衝突。然放棄（或減少）爭取民主這種建立公民身份的方式，去按現時早已被不斷侵蝕的消極身份去發展國際品牌，似乎也未必長久。
其實爭取民主普選的運動，本身就是要確立更清晰、更堅固的香港人身份。縱然某些「泛民」議員以爭取「真普選」為口號之時，卻協助抹除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不少爭取民主的朋友及佔領者，卻確實對香港人的身份念茲在茲，並非如蔡助教所言「只狹隘地關顧某一點」而忽略其他戰線。蔡助教提及大學研究大陸化、北京滲透香港各專業領域，且營造自我審查風氣等，確實會令香港變得不再是香港。然此等戰線，全部與爭取民主無法分開。從技術層面而言，即使實行「普選」後，這些戰線會繼續僵持，北京不會因港人能夠選舉行政長官而停止滲透。然從意識形態而言，「民主運動」本身就是抗拒獨裁欺壓、反抗滲透、要求自主。普選作為最明顯的民主顯現方式，當然成為焦點，但不代表參與民主運動者忘記或忽略了其他戰線（縱使某些政客可能確實如此）。
是次佔領未能爭取到最明顯的目標——普選，確實令人失望。本人間中亦有消沉之時。然卻無如沈教授所言，「變得犬儒，甚麼社會事務也不再理會」。個人認為，看事物必須要有歷史的幅度。史家唐德剛先生經常強調，政治及社會轉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必會經歷多重劫難，方能轉出「歷史三峽」。某運動未能成功，卻終究只是漫長民主路上一役，無需絕望。本人縱使指出沈教授藥方的某些漏洞，但自己卻未能提供完整的藥方，只是有一些粗疏的看法：佔領過後，北京鐵定要「消化」香港，不會因港人停止對抗而留手（何況要港人停止對抗本身就太「理想」）。既然如此，則港人應該準備開打一場又一場的尊嚴保衛戰。壯實的身份認同本來不應建立於對抗他者之上，而是應該以確立自主去建立積極的身份。但既然現在普選更難爭取，則港人難免雖要以不斷抵抗去保衛既有的消極身份，以「爭取民主」為旗號抵擋入侵，以「民主運動」本身去建構身份認同。因此不是減少抗爭，而是繼續抗爭。有心人也可以從文化、歷史角度出發，從舊時資料中提煉素材，建立文化香港人身份的論述。這與沈教授提出在國際間建立香港品牌其實並行不悖。（教授提出，無論北京如何打壓，「也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那既然民主運動也是「建構」的行為，不就可以抗衡北京之打壓？其實本人不太明白此一論述，教授或可詳加解釋。）
回應二：理想與現實的模糊關係
沈教授強調自己是realist，是現實主義者。但跟據關信基教授的理解，在政治學上，所謂現實主義者認為權力追求為人之天性，因此政治就是權力鬥爭以獲取利益。關教授指出國際政治理論學者莫根濤（Morgenthau）就是明顯的現實主義者。關教授謂，現實主義使人注意環境的限制，計較成本效益，不至魯莽行事，但卻容易落入崇拜利益、輕視人文價值的窠臼中。沈教授的論述確實非常注重現實政治的框架，且少有談及人文理想，但正如教授指出，自己「思考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卻很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處理問題，處事作風從來是建構主義的。」假若嚴謹一點而言，沈教授其實不是現實主義者，頂多是「透過現實主義的有色眼鏡分析時局的建構主義者」（此處所謂「有色眼鏡」乃中性詞，非貶義）。
沈教授提到佔領運動中，有不少現實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錯體對話，例如：
問題：「佔中」短期造成民生影響，大家應可諒解，但持續多久，社會會傾向不諒解？
答案：我為全香港站出來，假如連一點犧牲也不願意付出，就不配享有民主。
問題：假如「佔中」提出的目標不能即時達成，行動要持續多久，有沒有exit plan，還是不達目標永遠繼續？像提出「無限期罷課」後，學生已95%復課，行動應否正式取消？
答案：放棄運動就是出賣理想，不要嘗試勸降，問這問題就是維穩。
上述「對話」，似乎經常出現在Facebook及高登等社交網絡及論壇。但「現實」是否真如此？香港社會是否真的落入如此涇渭分明的二元對立中？確實，不少人評價是次運動的學生領袖「太理想」，不顧「現實」，但他們事實上是否真的如此「理想主義」呢？本人以為，學生領袖假若要回答上述沈教授提出、以現實主義者為藍本的提問，絕對不會給予如此「理想主義」的答案。對於「影響民生」及「何時退場」的問題，他們的答案可能是：「我們明白佔領確實影響民生，我們感到抱歉。我們也明白運動曠日持久，難免會有所謂的『民意逆轉』。因此我們也在想盡辦法宣傳自身理念，希望街坊諒解，同時也考慮各種升級、轉換模式，甚或退場的可能，好能使運動有所成效。我們也留意到運動參與者有各種思維，有的比較溫和，有的比較激進，我們也嘗試與他們溝通，望能擬定一個較可行的行動方案。」這樣的回答，充滿策略考慮，明顯不是滿腦子只有理想。
教授提到的錯體對話，在網絡上確實非常盛行，但片言隻字是否就代表發言者的全部思想呢？提出「放棄運動就是出賣理想」、「歷史只有有勇氣的人能改變，沉默永遠都是懦夫」等言論者中，或許有真心相信此等論述的人，但肯定也有故意利用此等政治修辭（rhetoric）去鼓（煽）動群眾、令運動持續者。因此他們不是理想主義者，反而更似是利用政治權術的現實主義者、戰略者（strategist），或建構主義者。以陳雲為例，其經常語不驚人死不休，甚至多番炮轟學聯及學民，言論中充滿理想主義（起碼是他的理想）的空想色彩。但其發放此等言論的目的，卻明顯是政治謀略，甚或是為了鞏固自身意見領袖之地位，因此他其實是徹徹底底的現實主義者。學生領袖或許真的比較有理想，但其會在「大台」發表振奮人心的理想言論，一方面是展示信念，一方面也是要維繫運動。「振奮人心」本身就是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之策略。
運動中確實有很多理想主義言論及現實主義言論的爭持，但這不代表是理想主義者及現實主義者的爭持。要理解時局，就有必要理解各說話背後的深層意義。本人以為，大部分運動參與者，其實都是教授提及的建構主義者，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建構一套套新規範及新話語。
政政系在上禮拜六舉辦了一個沙龍，邀請關教授講論理想與現實。席間有朋友指出，其實所謂「理想」與「現實」，本身就不是二元對立。本人以為，「理想」與「現實」確實是兩個大類，但肯定不是截然二分的概念，兩者之間有銜接的地方，甚或有時互為表裡。「由現實達致理想」此種直線、單向理解，也非準確。例如在佔領區裡，不少人確實抱持爭取民主此理想。佔領區內的生活方式，也確實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如沈教授所言，「從未在校園看過認真的垃圾分類，居然在運動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現的潛意識，還包括構建一種『非中國自由行』身份認同」。但這理想的一面，確實真的存在於那個時間與空間中，是當時的政治現實。這當然不是中港格局的現實，卻是香港人能創造不同生活方式、在地的政治現實。因此理想與現實之間之界線，在某些層面而言，其實可以很模糊。
本人不學，無法講清理想與現實及建構主義的關係，這實在需要哲學界朋友出來做全盤分析。理清理想與現實之脈絡，實是佔領後非常重要的論述工作。
回應三：微觀政治學及宏觀政治學之學術分工
本部分論及微觀及宏觀政治學的分工問題，本人認為是拙文最重要的部分。首先要談談寫此部分的因由。
話說在沈教授的分享會中，校長發表己見，詳論自己在六七暴動、八九民運，及後來到大陸探訪的經歷，又提及曾聽見有熟人指出在佔領旺角的運動中，確實涉及有背景人士介入。校長的主旨是告訴學生，不要被一腔熱血蒙蔽，要看多點，看清楚事實真相。本人回應校長，謂在佔領中，有很多人，包括在大陸有「線」的人，提出了不少研判，例如羅致光疑似真心相信政府將流血清場，因而含淚呼籲學生撤離。結果他們誤判了現實（這也是周保松教授大概的論述）。本人認為，中年或老年人確實有更多經驗，但不代表因此比年輕人知道更多、更能認清事實。例如問誰是陳雲、甚麼是「本土派」、甚麼是「鬼」，中年及老年人多啞口無言，反而年輕人卻可以輕鬆回答。本人的結論是，在如此複雜的政治運動前，大家都應該要謙卑一點，不要以為自己經歷較多，就更清楚事實。沈教授見校長無回應，便代為回應。沈教授認為，所謂認清現實，不是認識某些局內的措辭（如「鬼」），而是要認清宏觀的政治格局。教授又提出，年輕時讀中國歷史，老師已教謂「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框架與脈絡，因此是否知道誰是昭明公主，其實不重要。
其實本人的發言，是直接回應校長「認為自己知得比較多比較深入」的論述，而不是回應沈教授的框架分析，因此本人謂要謙卑理解運動，與教授提出的宏觀框架，並無明顯衝突。但教授謂「人是不重要的」，卻令本人耿耿於懷，認為必須回應一下。
教授其後在Facebook再總結一番，謂「我們應該做支援的是同時提供不同的宏觀理論框架，分析其各自優劣，讓學生掌握不同框架的思考方法，然後根據自己的資訊，用自己信服的框架（也可以是自己改良的框架），得出自己的結論。」本人同意要理解政治，確實需要宏觀理論框架。而提供理論框架，確實又較能防止加入個人情緒。然本人以為，要理解政治，必須要了解身為agent的人。可以是理解某人，也可以是理解某些人。這是微觀政治學的工作。
教授的專業是國際關係。按本人理解，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參與者（actor）是國家（state）、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如北約，及某些非國家團體如天主教會等。因此教授非常注重宏觀框架以及結構（structure），實是正常。然政治（科）學絕對不能把人（agent）抹除。
以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為例。近年不少學者（包括關教授）已經提出社會運動的文獻缺乏有關leadership的研究，實是一大缺憾。這裡所謂leadership，不（只）是坊間理解或商業書籍中常提及的如何看穿人心、建立團隊等，而是影響整個社會運動的運作及成敗的領袖工作。例如學者Rachel Einwohner 提出，二戰時，在Warsaw Ghetto及Vilna Ghetto均有猶太人領導反抗納粹運動。在Warsaw的猶太領袖刻意做所謂的authority work，透過一系列宣傳及行動確立自己的權威，而Vilna的領袖卻無相關行動。結果Warsaw的反抗得以持續，Vilna的卻很快便潰不成軍。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學的研究。
因此了解佔領運動，除了要了解宏觀的中港格局，同時也應該理解運動的internal dynamics。例如當中的領袖如何動員群眾呢？傳統社運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SMOs）遇上新興的公民自發動員（citizen self-mobilization，CSM），究竟是互補不足還是造成衝突呢？（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李立峯教授就曾研究在守護龍尾灘運動及執膠粒運動中，SMOs與CSM如何互補不足。）運動中出現了哪些路線分歧呢？了解這些議題，或許不影響中港大局，但肯定影響往後香港社會運動的模式及方向。僅僅知道誰是昭明公主，當然不重要，但假若能了解昭明公主所代表的某種勢力及輿論，則對運動當下及將來的發展而言非常重要。
沈教授謂讀中國歷史時，已學會「人是不重要的」之觀點。然中國歷史上經典著作《史記》，偏偏就是以人為中心。其實長久以來，中國傳統史學均是「以人為本」，旁加思想及哲學分析，反而忽略社會架構。後來西學東漸，中國史家方把社會科學的工具引進史學研究中，但不代表社會科學宏觀框架因而取代傳統史學。唐德剛先生以提出「歷史三峽論」聞名，其著作常強調比較史學及社會科學之重要。《晚清七十年》就是以政治、社會及文化轉型此宏觀社會科學框架論述近代中國歷史。然唐先生另一「看家本領」，卻是口述歷史。唐先生為其好友李宗仁、胡適及顧維鈞作口述自傳，充實了我等對民國時代的實質認識與了解。框架重要，但內容（substances）也重要。即使撇除內容而僅論框架，其實框架有宏觀的，也有相對微觀的。例如運用「社會運動中常出現framing以使運動持續」此一框架，則能理解不少社會運動中的口號、聲明，甚或所採取行動之意義。
回到政治（科）學。Theda Skocpol的成名作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乃以宏大框架解釋社會革命起源。其專注的因素包括土地分配、國家精英與資產階級之衝突、農民起義，及國際資本主義興起導致軍事競賽等，統統是宏觀理論及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但同樣是研究起義，Eva Bellin研究阿拉伯之春時，卻把注意力投放到參與者的心理狀態上。其提出埃及的人民因為看到突尼西亞起義成功，發覺以往不可能之事——推翻威權政府，突然變得可能，因而心中有euphoria（欣喜）之感，從而湧上街頭。另外，James Scott的著作Weapons of the Weak，研究馬來西亞某一村莊內村民的反抗方式。用的是階級分析（class analysis），屬於宏觀政治經濟框架。但其卻採用在地的人類學研究方法，親身走到村莊，訪問村民。他指出，階級固然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所謂階級，在不同文化群落中可以有非常不同的顯示方式。階級的概念乃encode（本人無法想到適當翻譯）在各人共同的經驗中，而此等經驗顯示了種種文化精神及歷史因緣。例如「食物」對西方人而言是「麵包」，對不少東方人而言卻是「飯」。因此，了解當地「人」如何想，對分析非常重要。回歸香港，馬嶽教授編著的《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也是以某些「人」為本的政治學著作。這些人當然不代表民主運動的全部，但了解其心路歷程，卻肯定能令讀者更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軌跡及精神面貌，從而能有更堅實的基礎分析將來民主運動之走向。正如嶽教授所言：「對我們這些80年代成長的一代而言，各被訪者縷述的回憶或紀錄澄清了不少多年的疑惑，令我們對身處的時代和歷史事件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對今天的年青人而言，這些歷史看來遙遠，但他們描述的一些政治現象『歷久常新』，今天的政治其實滿是80年代政治的痕跡。縱觀歷史，當可對今天的政治實況有不同角度的解讀。」
宏觀及微觀的政治分析，與其說是互相對立，倒不如說是分工合作、互補不足。某些學者會專注宏觀分析（如沈教授），某些則喜歡微觀分析，也有嘗試宏觀、微觀並重者，甚至有研究研究方法的學者。你可以研究時勢，可以研究英雄，可以研究時勢如何影響英雄，可以研究英雄如何利用時勢，甚至可以研究時勢與英雄之間的動態關係，甚或提出英雄與時勢其實是偽命題，並提出新的研究範式。學術多元化，方符合民主（化）社會的原則。在某範疇的政治研究中，人可能不重要，但在整個政治（科）學中，人不可能不重要。（其實本人以為，即使在國際關係中，人有時也可以佔一席位。美國及古巴近日復交，傳媒報導拉丁美洲出身的教宗方濟各乃牽線人。假若現任教宗仍然是德國出生的本篤十六世，則可能不會發生此外交格局之轉變。）
小結：佔領後的理論工作
佔領運動確實改變了不少人對香港的理解，也產生了不少疑惑及混亂。亂世之中，亟需以香港為本位之學者進行嚴謹之理論工作，為紛亂的時局提供分析、解釋，甚或預測。本人以為，各位學者可以專注以下範疇：
一． 中港格局的變遷（即沈教授的專長）；
二． 社會運動動員模式的轉變，尤其網絡動員的地位；
三． 佔領對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例如臺、港公民社會之連結；
四． 參與佔領者的思維（關教授曾提出可能要用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處理這方面的議題）；
五． 佔領如何影響「泛民主派」的重組及未來部署，以及新世代參政者之興起；
六． 香港本土主義、離心意識的發展。
七． 釐清理想與現實之關係
所謂術業有專攻。學者及評論人按各自專長分析、評論、批判時局，總能加深各人對運動的了解。縱使可能各種分析互相排斥，但學術本身就必須經歷各種碰撞方會有所改進及發展。望各高明能開展論述工作，充實我城的公共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