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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運動領袖的捧和殺

運動領袖的捧和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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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隨警察清場而結束,不少論者都認為運動需要進入新的階段,也不乏各路觀點解讀佔領運動的前因後果,異口同聲宣告香港社會已徹底改變。常言道,說改變得多,往往不變的更多。筆者希望唱一唱反調,比較佔領運動和過去20年來各式政治運動相似之處,從而提出一點警惕。

行動以來,學生領袖獲得無盡讚賞和辱罵,就算是抗爭者之間對他們也常持兩極意見。回顧香港民主路上的造神運動從無間斷,跟紅頂白成風。八九民運促生了主流民主派,九一直選後更是士氣高昂,直到九七後因政治制度和形勢改變才失去地位。到了○三七一,又促生了專業人士參政,大律師成為了新的明星。然後是2006年以來歷次城市運動抗爭,主流政黨未能回應,媒體出現了80後社運的說法。到了反國教科,則又捧紅了學民思潮,然後再變成佔領運動的「雙學」。每一波的民主運動當中,我們好像都要先把上一次吹捧出來的處決,然後找一個新的對象吹捧。

「捧殺周期」無限縮短

從這些領袖人物的起伏去看,我們似乎相當喜歡把追求民主的希望投射於某些個人身上,訴說「未來就要靠你們了」。與此同時,這些領袖的「生命周期」似乎愈來愈短,90年代出身的壟斷了民主派的領袖位置最少10年,佔領運動的學生領袖出來不夠10天便已被同路人狂潑髒水。宏觀地回顧這20年來的「捧殺周期」,相對於質疑個別的領袖有否所謂的搶奪道德光環,或者我們每一個人也需要好好反省政治領袖應有的角色為何。假如我們把領袖單純地理解為帶領者或代理人,忽視了政治運動內部所需的辯論和分工,則我們20年來可能一直在無可避免地自製失望。

上述「捧殺周期」的無限縮短,在佔領運動當中被演繹為「沒有大會」和「反對大台」的訴求。筆者一方面慶幸佔領行動當中出現大量的自發力量,同時卻擔心如果我們對任何組織或代表的嘗試予以條件反射式的懷疑甚至否定,是否就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運動超脫輪迴。畢竟,這些訴求極其量只是領袖問題的另一種病徵呈現,談不上為建立抗爭者之間的共識提出了實際解決辦法。所謂的「自組織抗爭」可以很容易變成另一種「騎劫運動」的手段,只是操作上沒有那麼明顯。抗爭者對政治領袖感到討厭是確切的,但提出「反對大台」口號的大可能只是想藉此拉下當前的領袖,以準備下一次的造神運動。

說到底,「信任群眾」、「思想可戰勝一切」之類的說話,毛澤東也說過很多,並不是後佔領時刻的新發明,也不一定能帶來真正的民眾充權。今天我們聽到很多攻擊「雙學」的說法,又有不少建立新政團的主張。筆者無意為「雙學」辯解,卻很想指出對個別領袖的批評和建立新政團的主張在過去20年的香港從不欠缺。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後佔領時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新時代,我們需要的反省恐怕必須更為深刻。

佔領行動的一大特色是過往的抗爭模式愈見失效,以至不少抗爭者急於求變。然而如果我們純粹把前人的一切否定,其實同樣沒有擺脫這個否定的對象,結果只成為其鏡像倒影。相對於抽象地的爭辯左中右膠,不如集中精力解決一些在地的問題,例如通過發掘地區議題把民主運動和生活扣連,該比無止境爭執評價運動領袖來得有意思。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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