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兆明
退休保障從來不是一個容易討論的社會政策，當中涉及公共開支、社會保障、人口政策以及稅制改革。近年社會開始正視全民退休保障，當中「誰付鈔，誰受益」，正是很多香港人鍾愛的切入點。但論者卻少有從社會共責的方向分析全民退保。
近日拜讀阮穎嫻在蘋果日報刊出的〈全民退保大騙案〉，該文正點出不同階層與世代間對退休保障的設身利益問題，筆者認為這有助開展對全民退保的更深入討論，但所謂〈世代之爭〉及全民退保必然「爆煲」的論述卻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
戰後嬰兒不是人人富裕
阮氏提出戰後嬰兒潮第二代，往往是全民退保的受益者，在其眼中這批人似乎大多是上岸中產，但事實是否如此呢？根據社聯在2013年香港貧窮率的研究顯示，2012年45 -64歲這批中年的貧窮率為14.7%，而25-44歲的貧窮率則為10.3%，顯示第二代貧窮者的比例比第三、四代要高。而從絕對數字去考察，45-64歲的貧窮人數為32萬，數目甚至已超過65歲以上第一代長者的貧窮人數。事實上，當我們說第二代很「富」的同時，卻要留意很多第二代勞動者，還支撐著香港最基層的行業，香港的貧富懸殊狀況其實是跨世代的，千萬別只見離地中產，不見地上基層。
審查與全民之爭
阮氏提出「將現在的幾個老年福利整合（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減少在官僚程序上的浪費，將福利按需要遞加，發放給最有需要的30%人」
就算我們如阮氏般視全民退保為福利，只向「最有需要人士」發放養老金，但這實際只是在綜援或長生津外加上更多的分級。香港的意識形態重視依靠個人能力，領取福利者時有被標籤的情況，審查制度只會加重窮人的成本，要獲得社會福利，很多時是以放下尊嚴與家庭關係作為代價。
香港綜援其實正是剩餘福利(residual welfare)的佼佼者，標籤審查，以全個家庭為單位的申請制度，導致貧窮長者望而卻步。綜援實施之始貧窮率只有25%左右，多年後貧窮率卻不跌反升，至今竟達32.8%以上。為了扶貧而設審查，最後卻適得其反，整個第一代香港長者，有近六成人陷進審查式福利(means-tested welfare system)，連基本的退休保障也難以確保。我們再反觀視退休保障為基本權利的紐西蘭，老人貧窮率卻只是1-2%。
更為重要的在缺乏社會共責及加稅的前提下，即使如阮氏提出將「福利按需遞加」，這並不會減低社會的支出，從周永新的報告就能清楚看到這一點，民建聯綜合現時社福制度的審查分級制方案，由於缺乏融資投入，其可持續性比全民退保的方案更低。當阮氏指責全民退保「爆煲」時，也是否應該思考一下自己提出「福利遞加」是否可持續？
其實，有不少研究退休保障的學者均提出，全民性養老金有助鼓勵儲蓄及減少社會分化，這有助本地銀髮市場的振興，對增加香港人對本土的歸屬感非常重要。
當然，部份富裕的第二代也應該負起人口老化的責任，但這應該從改革稅制入手，例如研究向富人增收累進財富稅、資產增值稅等，而在全民退保方案裡，其實亦早已提出向千萬盈利以上的財團徵收累進利得稅，財團的承擔接近全部供款的17%。另外，外國的退休保障還有一種向養老金事後徵稅的方式，在不影響全民性的前提下，亦可使富有長者負起一定責任。
全民退保真的不能持續嗎？
即使我們相信青年人亦可在再分配的過程中得益，但全民退保的持續性，往往是反對者攻擊的焦點。阮氏亦指出全民退保存有不確定性，擔心青年人到退休時未必能獲得應有的養老金。
但若細心了解香港的全民退保方案，便會發現香港的方案明顯有別於外國純粹隨收隨支式（Pay as you go）的模式，香港方案融資渠道較多，預先儲蓄(partially pre funded)成份更重，但養老金的水平卻又不過高。若再細心研究周永新報告，便會發現並非所有全民退保的方案都不能持續，而這正正是梁振英及反對者從不敢回應的。
在周永新報告裡「爭取全民退保聯席」方案，在以三方供款、加1.9%利得稅及每月向長者發放3422元養老金的情況下，到2041年還有高達1270億儲備。周教授的報告並給出2041年後養老金的結餘前景較好的結論。除此之外，周報告更對有關的方案進行壓力測試，假定香港出現嚴重衰退，連續數年出現經濟出現負增長，在這情況下，養老金在2041年的儲備仍能維持790多億，顯示全民退保並非有些人所想當然般會「爆煲」。
當然影響經濟狀況的變數眾多，經濟如持續數十年衰退，任何退休計劃都必死無疑。就算是私人養老保險、強積金或是個人儲蓄投資養老，在面對超長時期衰退也要「損手爛腳」。若說全民退保預測上存有不確定性，那麼其他養老方法也一樣會有同樣問題，但從風險角度分析，全民退保實際上是以香港數以萬億儲備作最後包底，這顯然要比金融財閥提供的「投資養老」更為可靠。
其實就算不搞全民退保，各代香港人所累積的龐大儲備，最終也只會為未來基金裡那些「大白象」基建所挪用，與其是向商家輸送利益，何不善用儲備為香港人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
從第四代香港人看全民退保
從青年人的角度來看，名成利就生活無憂的青年畢竟是少數，更多八九十後是與家人同住的基層，或是備受貴租煎熬的劏房戶，或是慘為樓奴的「偽中產」。說實話，並不是每個第四代香港人也能單靠一己之力供養父母，全民退保正好解決不少基層青年無力供養父母的難題，利用本來要養「基金佬」的強積金，轉為支持公共退休保障，讓父母每人額外獲得3400元的養老金，這其實有助增加整體的家庭收入，亦避免父母在退休後陷入是否接受審查福利的掙扎之中。
青年人支持全民退保，一方面是不忍那些曾努力建設香港的第一代長者繼續受苦，但同時也是不想香港繼續陷入審查式剩餘福利的無間地獄，既是為了別人的父母，也是為了自己和家人。
筆者曾接觸一位爭取全民退保的八旬長者，他告訴我：「好老實，就算聽日有全民退保，我地都唔會享用得幾耐，我地爭全民退保唔係為左自己，係為左你地，唔想你地將來好似我地咁樣…」
這番說話令人非常深刻，退休保障始終是每一個世代也要面對的問題，當一群年屆八十的第一代香港人也這麼竭力地阻止問題惡化，我們這些第四代年輕人還真的要朦著眼睛坐以待斃嗎？2041年人口高峰期，正是我們80後面對退休之時，沒有社會共責的全民退保，社會福利的開支將全數由稅收支付，在沒有增加社會融資渠道的情況下，80後將恐怕步現時「80歲後」的後塵。
作者為青年關注長者貧窮研究社成員，80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