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世雄@破土工作室
「公民社會」應該是當今中國最炙手可熱的概念之一。作為公民社會的細胞，NGO自然也備受矚目。有人認為，NGO填補了國家和市場在社會服務方面的空缺，緩解了社會問題，值得大力提倡，還望有關部門不要將其視為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也有人認為，NGO如果只滿足於充當「減壓閥」，那它們註定會被國家和市場雙重收編，甚至有可能淪為壓迫性結構的一份子。各種聲音紛繁複雜，到底孰是孰非？
同為新自由主義浪潮裹挾之下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或許可以參考來自拉美的經驗和反思。麻塞諸塞大學政治學系的Alvarez教授通過回顧1990年代以來拉美地區女權NGO浪潮，一方面梳理了它們這二十年間的成就和局限，另一方面發掘了NGO參與社會運動的寶貴經驗和豐富潛力。她認為，不論是把NGO單純歸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統治的侍女，還是將其視為拉美國家發展路上助人自助的活雷鋒，都是在把NGO看作鐵板一塊，而我們恰恰需要看到其中的模糊性和多樣性——「侍女」和「活雷鋒」既相互交錯，又彼此獨立。在此基礎上，她探討拉美的女權主義NGO和相關社會運動為什麼可以，以及如何「超越NGO化」。
對「NGO化」的再思考
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強勢入侵拉美，各國政府被迫或主動推行“結構調整”，大量政府服務和社會專案被推向市場，引發了一系列尖銳的社會問題。NGO的出現則正好可以填補這一空缺，所以政府主動把NGO培育為技術過硬、政治過關的“減壓閥”，使其輔助新自由主義政府做「社會調整」。為此，國家和新自由主義推廣和扶持了某類特定的NGO，使得NGO看起來蓬勃發展，出現了所謂的「NGO大潮」，即「NGO化」（NGOization）：有穩定資金來源和專業工作人員的NGO越來越多，而且它們逐漸獲得官方認可，成為公民社會的「指定代表」。這意味著NGO的「志願」和「做好人好事」的色彩逐漸褪去，國內外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使得NGO日益專業化、技術化和科層化。
這一趨勢或多或少地削弱了拉美女權NGO的賦權和運動能力：其一，無論是在本國還是國際範圍內，女權NGO愈發被視為性別專家，尤其是在與政府合作執行項目時，充當性別知識顧問的角色，而非婦女權益發聲集團。公共領域的女權干預往往被去政治化，只停留在技術層面。其二，新自由主義國家和國際組織會把NGO視為公民社會的代理人，或曰社會大眾與國家的「仲介」，因而國家有時會把女權NGO當作性別政策事宜的顧問。當然，不是所有女權NGO都「有幸」這樣「上達天庭」——那些批判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實踐的基層女權團體就常常被排除在公共的政策辯論之外，被有意無意地「消音」。其三，國家把婦女工作專案（無論是諮詢還是執行）越來越多地外包給女權NGO。這樣一來，NGO本身的政策監督和激進改革職能也因此削弱。很多女權NGO發現自己已經在這波洶湧的大潮中隨波逐流——它們變得越來越科層化，以企業管理的邏輯運行，在普及性別意識和宣導改良政策之後，便遺憾地裹足不前。
社會運動？你可以的！
然而，許多對拉美NGO浪潮的批評忽略了NGO參與社會運動的相關實踐和豐富潛力。Alvarez發現，很多專業化的女權NGO“依然忠於它們的女權之根”，也在實踐中打牢了拉美女權運動的基礎。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少拉美國家，女權主義不僅已經影響各級政府，跨越黨派鴻溝，參與國內外各種政策場域的討論和行動，而且還與階級、種族等議題及相應的社會運動結合。這些專業化的女權NGO利用它們固定的總部、可觀的預算、功能明確的部門，專門的出版和支薪的行政、研究和外聯工作人員，有力地生產女權主義知識，傳播女權主義話語，同時在連結不同女權行動者和其他NGO的交流網路中充當樞紐，成為進一步發展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
具體的表現就包括：第一，很多女權NGO已經成為女權知識的重要生產者。譬如，一些規模較大、資源較充裕的NGO擁有自己的研究部門，它們甚至可以和當地大學的婦女研究項目匹敵。它們關注與婦女有關的廣泛議題，以不同形式呈現自己的調查和分析結果。這些資料和分析為更有效的宣導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從廟堂之高的國際峰會和國內議會，到江湖之遠的邊區中小學校、社區鄰里。
第二，女權NGO也常常提供理論解釋和概念創新，為運動提供話語資源，並且運用傳媒作為傳播女權知識和理念的重要平台。女權NGO的產品（以知識和理念為最）也常常在（非女權議題的）教育、宣導活動、社會運動和其他公民社會組織中得到運用，其中包括很多工會和草根組織。這些產品多是應政策宣導而生，但其中不少反過來指導了女權運動，同時被公民社會其他部門或者政治機構吸收和再利用。
超越「NGO化」的社會運動？
如上所述，NGO對社會運動的貢獻和潛力常常被批評完全掩蓋或者模糊處理了。事實上，如今越來越多女權NGO已經把工作重心傾向社會運動。在拉美，很多女權NGO在試圖重組本地、國家、地區和全球範圍的網路與行動，更積極地參與外聯，和其他議題的社會運動以及更廣泛的普羅大眾建立聯繫。這一變化可以分內外兩面簡單概括。
對內而言，拉美的女權NGO已經對「基於NGO的社會運動模式」有了更批判的內省，並且認識到NGO這一形式的局限性。比如，政策宣導其實是一場和政府的艱苦博弈，如果NGO希望宣導成功，就需要公眾壓力，需要來自普羅大眾的力量，而不能只是政策監督。從1990年代開始，很多女權行動者意識到，許多問題——包括女權、人權、環保等等，種種想改善絕大多數人（無論男女）境況的行動，往往桎梏于愈來愈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因此，在2000年之後，我們能看到很多反全球化運動或其他爭取全球正義和團結的運動。很多女權行動者相信，通過參與這些社會運動，很多NGO擺脫了原先的“專案中心”邏輯（在這種邏輯中，女權主義的干預是“結果驅動”的，有明確的開頭、中間和結尾），向“過程導向”邏輯轉變（更為動態，更開放，連續但不線性）。
對外而言，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動搖了NGO浪潮的基礎。它的危機促使全國性的群眾運動（或曰，新大眾主義的興起）向左和中左方向轉變，為女權運動的干預提供了挑戰和機會。一方面，許多拉美國家的少數民族等邊緣群體，尋求和群眾基礎更為扎實的女權NGO合作。另一方面，女權NGO依然經常提供「性別專業知識」給「粉色」（和正宗“紅色”左翼政府相區別的一種稱呼）政府，但這時，它們已經不完全是公民社會的代言人了。比如，玻利維亞的土著婦女組織（其關注群體涵蓋城鄉）已經認識到組織應當是「最大多數婦女的發聲人」，而不是「技術人才、中產階級」等少數人的組織，不應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許多NGO則在二十一世紀回歸群眾運動——在「紅」一點的國家更是如此，如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在這些國家，NGO已經和群眾運動站在一起，為更好的國內政治環境而鬥爭，而不是苦苦增強本國在聯合國已經非常邊緣的話語權。
即使是不那麼「紅」的粉色政府，女權NGO也捲入更激進的社會運動，比如平民教育運動。在巴西，以女權NGO“女權長榮”（Sempreviva Organização Feminista）為例，它不僅是一個女權組織，它還是國家和全球層面“反資本主義陣營”的關鍵角色。比如，它們和巴西農業發展部一道，進入聯邦政府指定的貧困地區開展專案。這一專案把「女權方法論」應用到其中，同時派出大量年輕的女權行動者進入巴西農村，著重培訓和賦權農村婦女，增強她們的自組織能力，同時在此基礎上發展社區的女權團結經濟。
結論：第三波女權運動
Alvarez總結，就目前的拉美女權NGO而言，一方面，很多大型的、專業的NGO仍在擔任「性別專家」，繼續監測政策、提供社會服務，其中一些NGO甚至已經轉型成為私營諮詢公司。然而，在世紀之交，仍有越來越多的NGO和女權主義者認識到了NGO的局限性。同時，在全球、地區和本土話語層面，女權運動已經進入反思發展主義話語，尋求另一種權力和知識生產方式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波」女權運動。
一種新型的「大眾女權主義」已經在許多草根、反新自由主義和反全球化的運動中逐漸形成。常常被第二波女權運動視為“他者”的婦女——如貧困和工人階級婦女，非裔婦女、原住民婦女、女同性戀，都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乃至創造了新的「其他女權主義」。這時的女權主義，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捲入國內外各個層面對不平等的鬥爭，爭取廣義的社會、性別和種族正義。區別于過去世代的是，這些女權主義已經正視並質疑女性內部的不平等，以及不同種族和社會群體男女的分別，從而大大拓展了女權主義話語和行動的視野，重新啟動對婦女文化和政策的干預。
參考文獻：
Alvarez, S. 2014. “Beyond NGOization? Reflections from Latin America”, in Bernal V. & Inderpal G, (eds). Theorizing NGOs: states, feminisms, and neoliber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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