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BBC
德國之翼的空難事故，結果以出人意表的真相結束。剛開始種種的懷疑原因都沒有成真，無論是近年嚴密戒備的恐怖襲擊，還是廉價航空經常被質疑的機件質素，皆不是事故的始作俑者。可惜現實並沒有比較寬容，比起意外，更令人冒起寒意的是處心積慮的謀殺，這亦是恐怖襲擊令人畏懼之處。雖然是次事故的主謀非恐怖組織，卻抹不去其蓄意謀殺的本質。
沒有任何的賠償能彌補生命的消逝。可以想像，和本港南丫五號撞船事故一樣，比起金錢，遇難者家屬更希望爭取的是一個公道，而讓事故起因相關人士負上責任，即為建立並維護這公道的一部分。在此次德翼事故中，作為事件惟一主謀以及執行者的機師已與整班機的乘客及機組人員一同遇難。失去了追究責任的主要對象後，予頭自然會轉變成其所屬的航空公司。
只是，對於這樣的一件事故，航空公司又能作怎樣的防範呢？家屬會追問的是，為何航空公司會讓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擔當機師，一個肩負著全機乘客性命安危的職位。當我們一邊依賴機師的專業，一邊卻不能信任其作為人所必然伴隨的不確定性，剩下的就只有以一條模棱兩可的界線把所有人劃分成可以付託操控飛機一職或不能者，而該條線的名字，往往就是精神病。
只是，實際上並沒有一條很清晰的界線定義精神病的有與無。現代城市裏被定義為精神病的徵兆越來越多，你與我與每一個城市人都或多或少被認為有一定程度的抑鬱，又或是其他各種各樣的精神困擾。但到底什麼是病，休麼是精神壓力，一百個醫生可以有一百個不同的看法，亦即是說，若我們只以一個病來決定擔當機師的資格，其實當中牽涉了很強的主觀性，亦難言是絕對的公允。而且，精神病亦有很多種類，究竟哪一種適合駕駛飛機，哪一種不適合，亦是另一個難解的問題。
德翼的失事，無疑會挑起另一重對含有自殺或暴力傾向的精神病的反感，同樣難以避免的是，一眾精神病患者被一視同仁地標簽成不應參與某些有機會對公眾構成危險的工作。這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社會所應該處理問題的做法，可惜的是，在越趨複雜的城市裏，我們越難以避免對不同事情標簽的需要。人類本身的設計並非適合城市般的聚居生活，我們一般只能處理百多二百人之間的關係，這個圈子以外的人我們一般不能以人與人的對等關係應對，而只能將其物化，這亦是城市人對待一眾在生活上匆匆而過的陌生人的態度。對待超級市場的收銀員如是，假日逛街商店裏的售貨員如是，晚上歸家的小巴司機也如是，縱然我們仍舊可能點頭問句好，他們卻始終只有功能性上的意義。
既沒有日子久遠的認識，亦沒有大同世界那種對所有人的諒解，城市人就注定只能以標簽作為理解世界的渠道，也代表社會難以完全消除歧視。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希望有一個更理想的社會，而這只能依靠尊重多元來達成。所謂的疾病，其實只有我們定義了何謂正常時才會出現。換一個角度，宗教，言論，思想自由都建基於我們接受人與人之間所應有的差異的前提之上，同樣的態度可能也是消除歧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