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嚴重的個案，是一名愛滋病患者被拒絕服用他自備的藥物。以下是他的證辭：
「我是一名愛滋病患者，我被拒絕服用我自備的藥物。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十時，這是我需要服藥的時間。警署的警員透過譒譯了解我服藥的要求，我向他們解釋我是一名愛滋病患者，需要每十二小時服藥一次，那些藥物包括DDI、IVA viron及3TC。但警方不准我在囚室服用藥物。他們說，根據香港法例，我是不容許在囚室內服藥的。
接着他們建議我去醫院，我拒絕，因為我自己已帶着保命的藥物。但該警員堅持我必須先到醫院檢查，因此我只好跟他們一起去。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用鎖鏈綁着我的腰部和背部，雙手扣在前面。他們鎖住我尤如視我為一名連環殺人犯。他們將我送到一間給罪犯用的醫院病房，因為我要通過很多道關閘。我亦見到一些好像是罪犯的人在同一間病房內。接着他們叫我換上病人服。
接着我見到醫生。我向他解釋我是愛滋病患者。醫生說他對愛滋病一無所知……之後醫生叫我返回拘留中心，而我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凌晨二時回到我的囚室。
然後，警員叫我們當中的十四人進入會見室。他們搜我們身並拿走我們所有的腰帶、銀包及項鍊。搜查結束後，警員單獨留我在會見室內，並不讓我回到囚室讓和其他被拘留人士一起。他們甚至於（十二月十九日）早上十時給我一個口罩。我不能夠理解為何香港警察對愛滋病患者如此無知，這些警察甚至在給我任何東西時都戴上手術用手套。
我是一名愛滋病患者，我服用的藥物對維持我的免疫系統是有非常特別的功能,，它能夠避免病毒在我身體內擴散。我必須定時及持續地服藥。我對任何疾病的抵抗力都非常脆弱。即使是一種非常輕微及流行的疾病，都可以侵入我的身體。若我不能夠定時服藥，我的免疫系統就會退化，而那些藥物亦會失效。這樣的話我就需要換藥物處方。
在我來香港之前，我已經擔心我不可以長久服用這些處方藥物，因此我們仍然為藥物在泰國專利權問題抗爭。愛滋病的藥物太昂貴，因此我們不容易獲得有效的藥物。我現時服用的處方藥物亦不是最好的。
我最後一次服藥大約是十二月十八日早上九時在警車上。之後香港警方就不讓我服藥了。直至我獲釋時，香港警察也不將藥物還給我，而警方亦沒有告訴我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即使我對香港法律不太了解，但病人取得他帶備的藥物不應是最基本的人權嗎？
當我返回泰國之後，我發現我之前一直服用的處方藥物已不再有效。我需要換另一種處方了。但那種處方十分昂貴，我根本不能承擔，現在我覺得十分無望和沮喪。」
從以上的個案可見，警員取走愛滋病患者的藥物，對他們的健康會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警員帶他往醫院，但醫生卻對愛滋病沒有任何認識，其實安排拘留者能面見對愛滋病有認識的醫生，應是醫院及警方的責任。正是由於警方及醫院沒有為這名被拘留人士採取進一步協助，令他的健康遭受嚴重的危害。
（訪問：區美寶，翻譯：葉寶琳．朱凱迪）
圖為尹一權及朴仁煥早前於審訊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