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辦的青少年軍事夏令營閉營致詞中，梁振英講到香港人「談權利的多，談義務的少」，「反思個人擁有權利的同時，應該履行對群體的義務和奉獻。」
權利和義務這面兩面幣從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但在香港這個特殊語境下，筆者認為梁振英這樣講不但有失公允，甚至是混淆視聽。請容我說明。
很多時候，權利沒有應否之間的迄界線。例如基本人權或政治權利，政府應該要毫不猶豫地賦予每一個公民。要公民爭取這些基本權利，一句到尾，就是政府失職或失道。
安全食水，中央承諾的普選等議題上，與其說個人權利的爭取，倒不如說港人正正履行對群體的義務，背負上建立公平公正社會的公民責任。港人爭取的，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得益，而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享受的權利。認為社會要反思這些「個人權利」的人，必須反思這些權利實質有何影響？說到底，影響只有一個：損害少數人的特權。多年來，港人絕非盲目爭取一些少數人的「個人權利」，而是一個富裕社會中，有尊嚴的人都必需擁有的基本權利。
由此可見，在論及社會「談權利的多」的同時，政府是否必須反思已盡了社會責任？為什麼個人權利在香港那麼匱乏，必須港人要走上街頭爭取？無容否認，社會個體之間又要談權利，又要談義務；但這種兩向性的關係不同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單向權利關係。政府賦予公民基本人權是一種無可推卸的責任，個體間的義務責任是確立互相平等關係的基礎，兩者都是向心於建立公平社會，發揮個人和社會的真正自主（autonomy）和價值。
每個人的權利都不是孤立的。要權利受到尊重和保障，就有義務尊重和堅持別人的權利。根本上，權利和義務是一體兩面，從不獨立存在。你要堅持自己權利，卻不尊重甚至剝奪別人權利，個人之間就稱「霸道」，政治上就稱「獨裁」。盱衡歷史，從來沒有經不起道德洗禮的理由可以合理化這種不對等關係。
歸根究底，權利和義務相互交織出的社會秩序，其終點站都不過是公義下的美好生活。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言，政府有一種「權利授予」（enabling right）的責任，目的在於維持追求個人利益和實踐個人義務的公平環境。沒有權利，只有義務，人就會成為社會的奴隸；只有權利，沒有義務，社會也再不是社會。今天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一切源於一個字：「公義」。沒有公義，再多的奉獻也是徒然。再多的「感動香港人物」也救不了香港。如果香港的領袖真正希望港人多履行對群體的義務和奉獻，就應該反思如何保障港人權利，令港人真正關心香港這個家，為有真正未來的香港付出；而非令港人成為只能活在政治鳥籠中的「社會奉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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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無綫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