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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一個進程 — 專訪陳樹暉與周永康 重溯學聯政改之路(二)

革命是一個進程 — 專訪陳樹暉與周永康 重溯學聯政改之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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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場發生在民主陣營內的鬥爭】

學聯在三月換屆後,周永康上任學聯秘書長,新一屆學聯的首要工作,是推出學界方案,參與和平佔中第三次商討日,抗衡溫和民主派提出的方案。當時學聯曾狙擊成立「香港2020」的陳方安生,向她「下戰書」。「其實當時民間團體、學界都感受到佔中內部受傳統泛民、學界、民間團體三方面的拉扯,因此認為學界力量應團結一致,學聯與學民思潮於是共同倡議方案。」周永康回顧起一年前的政治局面,「民間團體都同意學界方案的方向,因為提名委員會本身是殖民時期遺留下的產物,我們需要引入公民提名,打破舊有的殖民秩序。」結果在得到民間團體的支持和配合下,學界方案成為第三次商討日的最高得票方案,更淘汰掉所有溫和方案,使全民公投的三個候選方案,均包含公民提名。結果令學界喜出望外,亦同時受到大量泛民中人的批評,如「香港2020」指三個方案「令香港人沒真正選擇」。而同時,傳媒亦對只含公民提名的全民公投吹淡風,認為泛民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公投參與者不會超過二十萬人。但最終,民間公投得到逾七十八萬香港市民投票,而學界方案得票三十萬,以約三萬票之差成為第二得票方案。公民提名從此成為香港民主陣營中的共識,亦是政改運動的底線。

//這其實是民主派三十年來以扛桿效應爭取民主的手法//

民間公投取得成功後,學聯當時思考的問題是,是否即時採取行動。早在學界公投後的周年大會,學聯於記招後便已提出於七一佔中。周永康指當時行動不獲主流民主派及和平佔中的支持。「佔中的說法一直是窮盡所有方法才會行動,在全民投票後,佔中仍覺得要等待政府回應,才決定是否佔中。他們背後亦認為民間公投的人數有可能迫使北京政府讓步,而對當刻佔中的實際參與人數亦有隱憂,擔心反而減少壓力,於是有了他們的決定。」周永康同意佔領中環,當時很大程度是作為一種威嚇籌碼,而非具體行動。「這其實是民主派三十年來以扛桿效應爭取民主的手法,透過隔空的互相恐嚇、搏奕,期望對方會讓步。可以說佔中不是玩真,而是帶恐嚇的意味,這是泛民的一個慣有手段。」

//我們希望在主體放回在香港人身上//

在泛民、佔中以至主流傳媒都表明不鼓勵的情況下,學聯決定了七一「留守遮打道」,準備將「佔領」的想像付諸實踐。「學聯覺得單憑投票是不能令政府讓步的,香港人需要以行動告訴北京政府,我們除了投票,還會確確實實的佔領。而且我們知道八月將會人大決議,佔領其實已經拖無可拖。」在五六月期間,學聯宣傳學界方案時,提出了一句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周永康指出口號背後,其實有種劃時代的意義,「過往三十年民主派爭取民主時,確實太著重於透過媒體扛桿、政治明星等空降式的宣傳去制造政治壓力,這其實是一種非常代議的方式。而我們希望在主體放回在香港人身上,只有透過香港人的抗爭行動,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我們其實是將佔中提了出來但沒有實踐的東西,確實地實踐出來。」

七一當晚,逾千人與學聯留守遮打道,五百一十一人被捕,成功達到預期目標。香港人見證著一次大型公民抗命運動的發生,社會上各界轟動,亦有不少人在問,當學生走出來抗爭時,其他人在那裡?周永康事後接受網媒訪問時直言「覺得悲涼」、「如果我們都不站出來,那誰站出來?」當社會上的抗爭責任,剩下由學生去承擔的話,這社會無疑是病了。也許當時學聯沒有時間思索太多,因為當八月經歷了大規模反佔中運動,「八三一」人大落閘後,學聯隨即發動罷課。當罷課去到尾聲,佔中仍是將動未動之際,學聯與學民思潮又上演了讓所有香港人震驚的一幕:重奪公民廣場。周永康與岑敖暉、黃之鋒及一眾學子一同被捕,當他們被拘留了逾四十小時而終於獲釋時,警方已向群眾發放了催淚彈。而兩年間一直掛在口邊的「佔領行動」,亦在這天終於爆發出來。但佔領運動中的焦點,已不是傳統的泛民主派,亦不是將佔領想像帶到香港人腦海中的佔中三子,而是當日衝進公民廣場中的學生團體 —學聯與學民思潮。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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