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黨選舉結果在香港時間晚上六時半公布，反緊縮左翼候選人科爾賓（Jeremy Corbyn）在首輪投票中取得工黨黨員、工會支持者及附屬支持者共251,417票，以59.5%得票率在4名候選人中勝出，拋離排第二的前大熱伯納姆（Andy Burnham）；而被視為貝理雅「中間路線」信徒肯達爾（Liz Kendall）排倒數第一，只獲選民4.5%支持 。
在5月大選落敗後，英國充滿「工黨太左而落敗」的論調，指工黨之所以落敗是因為「比貝理雅、白高敦更左」的文立彬（Ed Miliband）提出引入豪宅稅、提出增加最低工資及比保守黨緊縮計畫較輕微的措施。故此，在黨領袖選舉初期，除科爾賓以外的三位候選人都重拾1997年貝理雅將工黨向右翼傾斜的論調，指工黨必須要透過制定「商界友善」、「中產友善」措施才能夠重新進入政府。
不過，曾經違背黨鞭投票超過500次的科爾賓，在提名完結前數十分鐘終於「借到」所需要的35個黨議員提名，以清晰的反緊縮、凱恩斯學派「人民量化寬鬆」、支持難民融入等信息進入選舉。因此，「陪跑員」科爾賓被博彩公司冠上1:200賠率。
最後，科爾賓以大比數在第一輪便當選。
科爾賓的成功，反映全球左右反建制候選人冒起的整體現象。科爾賓爆冷當選、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關鍵州份民調開始超越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主導政府、德國右翼另類選擇黨（AfD）在區域選舉大捷等事件則可見一斑。建制與基層選民脫節乃全球現象，不論在科技、參政方式上，建制依然堅持上世紀參政方式，抗拒更大程度的科技參與、直接民主與新媒體互動。當建制無法回應基層選民，制度外參政方法、反建制政黨則會自然冒起。
不過，更根本的原因，是在於世界性的反經濟全球化浪潮。皮凱提（Thomas Piketty）及近代財富研究均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成熟經濟體中，財富增長與收入、經濟增長脫鉤，資本積聚以幾何數列形式拋離收入增長，而實質薪資則大致不變；在國際、國內不平等持續增長下，對於社會凝聚力、建制信任及治安均有負面影響。筆者認為，以上因素配合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美政府的救助方案傾向以貨幣而非就業為操作方向，都會使缺乏經濟機會人士，特別是年輕人，更不信任建制。例如，深受年輕選民支持的桑德斯指責「1%」及華爾街在競爭上「作弊」、使民主變得「腐敗」。自從2000年來，年輕人在全球上流社會階梯的收窄，都使建制政治的吸引力下降。
香港年輕選民登記率低與英國的大部分年輕人不投票，都反映了不少年輕一代都對建制政治失去盼望。對英國幸運的是，他們的政治建制能吸收科爾賓，維持相當大程度的公信力；對香港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制度缺乏吸納以上情緒的渠道。如果香港政治參與依然停留在往日之中，年輕人缺乏渠道紓解元氣，各方衝突將無可避免加劇。這並非任何人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