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的總結與前瞻》第三章
傘運是香港戰後以來，第一場直接與中共權威對著幹的、本地化的、群眾性民主運動。同時符合這三個條件的民主運動，只有傘運。傘運的要求本來不高（最多要求公民提名），但由於中共頑固抵制，才惹怒港人。十萬群眾狠狠教訓了特區政府和中共，讓他們知道，香港人也是有火的。而只要群眾踏上歷史舞台，無論其開始要求多低，都有可能滾動為更高級的民主鬥爭，或至少啟發將來的路向。傘運沒能做到前者，但傘運結束不久，便出現了關於基本法的批判，一些學生會要求修改基本法，初次撼動了二十年來的禁忌。這些辯論，對於探索未來路向很重要。所以，這場運動，上承舊民運，下開日後新民運之濫觴。
沒有政治人才的根源
傘運沒有帶來任何直接成果。但它還是有重要意義，因為正是它，才暴露了香港泛民，以至香港所有階級及其政治代表，都缺乏政治能力從中共爭回權力。這是港人必須深刻反思的問題。華人大資產階級雖有幾十年時間與無限資源，且早期有中共祝福，卻始終無法組成大黨，所以才落得今天被分裂被邊沿化的局面。上流中產階級也一樣，其主流泛民，所有成員加起來不超過三千人，立場相同卻分裂成九流十家。他們對上不敢對抗中共，對下無能力鼓舞起中下階層與普羅大眾的民主熱情，且避之為上。至於一般中下階級，作為被統治與被剝削者，經濟、政治與文化資源俱缺，過問政治本來不易。但十年來越來越多人開始參與政治行動，不過由於意識起點不高，所以即使在傘運身先士卒，但對於民運路向仍頗惘然。最後，新世代的冒起，足以刺激傘運的誕生，但由於同樣缺乏思想準備，所以不足以帶來重大改變。香港所有階級都缺乏政治能力，才令中共如今深深掌控了香港從上到下的權力。
港人這種普遍的政治能力不足，有深刻原因。首先因為港人被殖民多年、卻缺少反抗，戰後以來從未有根源於本地的群眾性反殖運動（六七暴動不過是大陸文革的迴響）。港人既然未曾反殖，自然無法在回歸過渡期，建設主體性，鍛煉出民主政治能力，從中英兩國統治者，爭取到最大限度民主；因此也注定回歸後，逐步被中共剝奪自治。
但從前不去反殖，不同階級，原因各自不同。財閥和上流中產，都不反殖，是狹隘階級利益及軟弱本質使然，而非認識不足。今天，他們一個反民主，一個半吊子民主，同樣是階級利益使然。民主奮鬥的決心，他們無論如何學不到。就財閥而言，他們本來就靠壟斷政權來壟斷市場，當然反民主。就主流泛民而言，他們從頭就很自覺定位為中產代表（其實最多只代表上流中產），而不是代表大多數普羅大眾。在這個定位下，主流泛民只謀求在1%財閥與普羅大眾之間，搞妥協，和稀泥，當然不敢爭取正民主。
至於青年和普羅大眾，其客觀利益，才正好與民主價值相合。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他們才能有尊嚴地生存、發展和實現自己的潛能。如果他們過去未能反殖或者爭取民主，那只是認識不足使然，是可以經由學習而提高的。當然，香港過去特有的難民、移民、臣民心理文化，也制約了上一代的學習視野。好在到了90後一代，這些制約已經減退，所以才有傘運，才有「香港人身份」的自豪感。後傘運的辯論，更顯示了，很多人確實通過自己的實踐，而提高了認識。所以，現在更加可以通過學習和實踐，補反殖的課，爭取命運自主。畢竟，民主能力和政治智慧，只有從鬥爭中鍛煉出來。
傘運的兩條半路線
傘運可說是新舊民運交替之間的過渡性產物。雙學提出命運自主以及公民提名，還有強烈的公民抗命，預示新世代在路線上與舊民運決裂。但他們雖有正確的直覺，卻在政治路向上，尚未完全明確。此所以雙學在926-928的突破之後，雖對泛民不滿，卻難以獨立開創新出路。
傘運難以爭取到真普選，是之前的力量對比所預設的。一國兩制下，中共要蠶食港人自由，暫時仍受牽制；反過來，港人要真普選，不只有鞭長莫及之嘆，而且自身力量仍然非常分散，路向更加茫然。
傘運原非均一體。在齋普選的共同要求下，它內部存在不同階層間的張力，也潛伏著兩條半路線的分歧。哪條也主導不了傘運，但又同傘運交織相纏，這是傘運規模巨大而又難有收穫的原因之一。
上流中產的中間偏右路線，在傘運中沒有領導角色。由於其政治上軟弱，在社會經濟上主張維持現狀，對中共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如今統統破產。它如果有合理性，就在於它只符合上流中產的利益和眼界，所以無法吸引傘運青年及普羅大眾。經過傘運，這些階層恐怕有更多人趨向保守而非進取，所以更無心發動群眾爭取民主。
主要工運團體，都有參加傘運，他們傾向中間偏左，主張對所謂自由市場實施溫和限制，以保障民生。但在政治層面，這個聲音是聽不到的，因為他們總是尾隨中間偏右的齋普選路線。在傘運前，有些還去參加後者的真普聯（其特首三軌制堪稱妥協主義典範）；傘運爆發了，他們提出過民生要求，又發動罷工，這雖值得讚賞，但依然沒有發揮獨立政治作用。這樣下去，他們也有隨主流泛民，而被青年，被歷史，拋棄的危機。至於其他社運團體，不少長期非政治化，或不情不願跟隨泛民，所以葉寶琳在《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一文才說，社運「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由於種種先天弱點，導致上述親基層路線，雖有不少人在傘運效力，卻始終無法抬頭，不為外界所感知，所以只能稱為傘運中的半條路線。
只有排外極右派在傘運有很清楚目的和手段，所以從傘運得益最大。排外極右在傘運開始時，便進行過反中國人鼓動，但當時還不是主調。他們的主調，是祭出反權威、反組織、反領導的旗號。這能夠吸引大量網絡支持，自有其社會基礎。香港社會，由於長期的非政治化，以及互相競爭的「經濟人」想像，導致一種極端個人主義風氣。如果這種思想再走遠幾步，便是外國所謂無政府資本主義（Anarcho-capitalist），即反任何集體/組織/政府的絕對個人主義。在香港，達到這種程度的個人主義大概沒有幾個，但一般地敵視組織/權威的個人主義風氣，是不少的。這種風氣也因此成為排外極右可資利用的支點。但排外極右畢竟與這種風氣有區別。因為他們只反對別人的大台和別人的權威，決不反對自己的大台和權威的，相反，還要拿來取代其他民主派。本來，他們的動員能力不高。問題是，能與之抗衡的民主集體想像，更加微薄。所以，只要排外極右聲大夾惡，就能輕易壓倒其他民主派。傘運期間，排外極右以人格污衊，破壞傘運中知名人士和團體，都是為了把所有民主派滅聲。而民主派/社運團體，只圖避戰，才坐大了排外極右。所以，雖然排外極右無法取得傘運領導權，但也克制著組織化民主力量的出現，是使傘運難以結果的其中一個原因。在傘運之後，他們更成功鼓動退聯，則其為民主破壞者，昭然若揭。
傘運之後，排外極右更賣力排外，把中國人污名化。他們裹挾「香港人身份」，來推銷其港式種族主義。「香港人身份」本很正當。但將之焊接於排外種族主義，就變成可笑，因為香港人與中國人不是兩個種族，文化上亦非有本質分別。排外極右把兩種身份對立，再將中國人身份污名化，客觀上鞏固而非削弱中共的統治基礎，真是再笨也沒有。
不過，如此缺乏常識的政治路線，在可見將來，仍會有一定支持。它在那些只相信所謂自由放任/森林法則的社群當中，會找到聽眾。其次，相當多小資產階級由於恐懼基層民主運動可能帶來財富再分配，也會去支持排外極右。但他們網絡上的聲勢，暫時仍難轉化為龐大的街頭動員。只要民主派抗衡之，仍能阻遏其發展；反之則否，並將令香港民運處境更加艱難。
傘運的民主力量，都沒能給予傘運有力的方向，而排外極右又從中破壞，所以在十月開始後，運動幾乎就是群眾自發譜寫了。但無組織的群眾是分散的，沒有定見的，所以最後只能拖到運動失去動力為止。
建設最廣泛群眾的民主陣線
對抗中共，客觀上需要新方針，即形成最廣泛的中下階層的民主陣線。傘運的啟示，就是一百多萬的青年，和三百萬的打工族，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新世代民運的主力。由於最被剝奪，所以他們對於民主鬥爭的後果，也無所畏懼。新民運需要一方面勇敢爭取港人自決權，另一方面，又了解到中港地緣政治的特點，避免過分冒險的行動，則前途仍然光明。
新民運首先要證明自己不只為上流中產和專業政客謀利益，才能吸引廣泛群眾加入民主奮鬥。這就需要一個全面社會改革的方案，而不只是齋普選。只有當選票能夠結束剝削與經濟壓迫，消滅貧富懸殊，或至少大大減少之，才值得普羅市民積極參與民運。換言之，新民運的政治綱領，是把普選與社會經濟改革結合的左翼政治綱領。反之，維持齋普選路線，只會加強普羅大眾一個印象，就是民主派主張普選，不過謀自己上位而已（“十幾萬一個月架”，就是不少小市民對泛民所以落力參選的印象）。
其次，新民運必須證明不只為自己一代謀福利，也為下一代以至無數代香港人謀福利。這就要承認，基本法再好，只餘下32年有效期，對青年一代實無保障，所以，新民運必須提出民主重訂基本法。
新民運提出民主重訂基本法，還有第二個理由，就是它其實不好。平心而論，張曉明說特首超然於三權之上，只是不精準，而非全錯。按照基本法，毫無疑問，特首是獨裁，與殖民地時代的港督一樣。特首可以解散立法會，而立法會卻無權彈劾特首（只有建議之權）。議員更連政策提案權都沒有。至於司法權，由於負有檢控權的律政司由特首建議再由中央委任，所以即使特首犯法，如果律政司不加檢控，法庭亦無所作為。總之，立法與司法，確實對於特首，並無有效制衡。泛民視基本法為應付中共的擋箭牌，卻不知道自己錯讀基本法。從頭起中共就讓基本法原封不動保持原有殖民主義的政經制度，所以港人仍是半個殖民地臣民。港人要翻身做主，就需要補反殖的課，完成反殖，推倒基本法的殖民主義體制，民主重訂基本法。
新民運要脫穎而出，需要與中間偏右路線區別開來。注意是路線區別，而不一定是人事與面孔上的區別。專求更換領袖，而不思路線及制度上的革新，那純粹是權力鬥爭思維，不是民主抗爭思維。換言之，原來的主流泛民，誰轉入普羅民主新路線，只應歡迎。其次，路線區別，只是把絕大部分人口（普羅大眾和一切中下階層）的利益，同只求自己上位的上流中產的利益，區分出來。這樣區分，恰恰為了把普羅大眾的力量集中發揮出來，所以是健康的區分。第三,路線上雖區別開，但在對付民主公敵時，仍可與中間偏右者，締結行動聯盟，分進合擊。這樣的區分，是求同存異的區分，不像排外極右那樣，唯我獨尊，以我劃線，非我族類，必圖殲滅。
正確的出發點
傘運未成功，是之前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但是，這個力量對比，也不是固定不變的，相反，它們正經歷著重大改變呢。新時代已經開始，雖然眼前可能要首先經歷更多黑暗。人在歷史中，不可能心想便事成；但歷史又是人民創造的，只要把舊腦筋換掉，以新思維尋覓新時代的民主新元素，則守護香港，仍有可為。新民運，像傘運一樣，像一切偉大民主奮鬥一樣，是人民群眾自己所締造。傘後的大辯論，就是一個例子。但漫漫長路，也需要一個正確出發點：
一）港人要命運自主，完成反殖，需要在兩條戰線，展開工作，缺一不可。一個是總體政治方向，爭取政經制度由港人自主，民主重訂基本法。另一方面，新民運也要在社區和基層，促進自治，所以也需要改革區議會，改革職場（職業場所）。現在很多人在傘後主張紮根社區，紮根職場，這是好事。但這些基層工作，需要一反過去的純粹服務型路線，改採自主運動型的群眾路線，建立社區和職場的民生民主聯盟，才算有新思維。同時，這些分散的基層工作，也需要一個共同的政治方向，才能在政治總體方向上，又能統一起來，以便在政治攤牌的大運動中，對準民主公敵，全力一擊，才不致於關鍵時刻，反而混淆敵我，或者猶疑不決，錯失時機。
二） 香港太小，短期而言，尚可苦撐待變；長遠而言，難以單獨對抗中共。為保香港自治，恰恰需要有超越我們這個蕞爾小島的視野。我們不只爭取自己的自由，也支持大陸人民爭取自己的民主自決權，主張兩地人民共討專制政府，方能孤立專制主義者。事實上，大陸人民的民主火種，亦從未熄滅。認為港人有資格爭取/享有民主，大陸人就無此資格，這是盲目的排外主義。
三） 今天越來越多青年自稱香港人，但多數港人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兩種身份，可以相容，並非對立。新世代民運要同時團結兩種分身的港人，而不是自行分化，否則自陷孤立。所以，港人宜弱化地域身份的差別，而強化共同的民主價值，以此團結香港一切被剝奪權利的人民。
四） 我們要特別反思所謂經濟自由放任。首先，它不過是神話。政府在支持財團上，從來積極介入，只有面對下層人民的民生要求時，才祭出自由放任的幌子，叫人民食自己。事實上，香港資本主義千瘡百孔，財團自由剝削人民，亟需全面變革。社會有赤貧，必無民主。在所謂經濟自由放任下，亦必無民主，因為它迫使所有人與所有人拼命競爭，這是森林法則，而不是民主共同體的互助友愛。
五）民主必然意味組織，爭取民主也必然意味要有民運組織，才能發揮百萬青年和打工族的力量，抵抗強大無比的專制主義者。組織化中，尤須政黨化。說所有組織/政黨/領導，都必然官僚化或者專制，然後坐食花生，那是最無用的宿命論。據此而去破壞民主派組織，更是蠱惑人心。非常民主的組織/政黨/領導，不只客觀上可能，而且有很多實踐經驗。資訊科技的發達，更有助於民主的鞏固而非相反。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9月1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