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從來都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 雖然，相比起戰場上的船堅炮利，學生們手中教科書看起來就弱不禁風；然而，無論經濟背景和社會地位，每一個人在年少時都透過教育認識世界；就連成長後對身邊發生每一件事的認識，很大程度都始於那一本小小的教科書。由此可見，教育的力量，實在不容輕視 – 特別是歷史和公民教育，對兒童日後如何看待社會，都至為重要；也因此，不少政權都於教育入手，希望至少「培養」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 甚至將內容扭曲或以偏蓋全，都在所不惜。
《各有國教》的導演Tamara Erde就是其中一個受偏頗資訊教育的「受害者」：她在以色列土生土長，曾經就對課室裡學到的一切深信不疑。直到後來服兵役的時候，她才開始質疑自己對歷史既有的認識。於是，她花一年時間走訪兩國六間學校，從教材到課堂辯論，探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學校如何令歷史的傷痕重演，令仇恨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電影中的猶太和阿拉伯小朋友因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他們對歷史時事的看法也是大相徑庭。在巴勒斯坦的一所學校裡，老師甚至「以身作則」推跌書桌，教導學生阻礙別人的民族必須趕出去。於是，學生們從他的身上學習了憤怒：「老師！昨天早上我們對著猶太人丟石頭。」在課堂裡，有學生舉手說。又有學生說：「我向猶太人吐痰。」相信大家都不難想像，將來這些在課堂裡的說話對於種族衝突的發展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這對於我是一個歷程，也希望我的觀眾也能感受到。」導演Tamara 說：「在拍攝的過程中，我學習到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即使是最深信不疑的信念也需要被反覆不斷的驗證。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夠避免墮入政治洗腦和偏見的陷阱裡。」
由於題材敏感，Tamara在拍攝期間經歷了重重困難。例如她在安排採訪的時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以色列方面，教育局因為政治原因不允許她採訪左翼教師。因為怕老師說錯話招惹麻煩。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教育局也是諸多阻撓，採訪也難以順利進行。由此可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教育都在政治審查之下。小朋友要洞悉真相，實在是難上加難。
Tamara希望電影可以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學校內廣泛播映，不過相信屆時的阻力將會更大。就例如去年十月，《各有國教》曾參映以色列的一個電影節，當時就有觀眾因為無法接受電影對於以色列教育的批判而憤怒。但無論如何，《各有國教》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多的共鳴，先後榮獲美國Hamptons電影節特別獎；法國 Primed Marseille一等獎；瑞士日內瓦 Fifog電影節一等獎；美國紀錄片電影節 Movies that matter一等獎；阿爾巴尼亞Tirana國際電影節傳媒大獎；葡萄牙Olhares電影節公眾大獎。
《各有國教》是今年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主辦的「人權紀錄片電影節」的其中一套電影；「人權紀錄片電影節」至今已是第5屆；過去4年，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透過來自世界各地的紀錄片，加深香港觀眾對不同的人權議題以及人權狀況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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