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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皖寧專訪:工人文化——不平等的階級政治

孫皖寧專訪:工人文化——不平等的階級政治

孫皖寧專訪:工人文化——不平等的階級政治

文/凱文

孫皖寧(Wanning Sun)是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傳播學系教授,出版了《中國保姆》、《底層中國:農民工、媒體與文化實踐》等著作。在此次訪談中,孫皖寧教授著重於對工人文化的討論,特別是工人作為社會邊緣人物的文化特征,以及這種不平等的文化政治如何生產和表現出來:工人自身、國家、文化經紀人(新聞媒體、作家等)是如何表述工人群體的。

底層階級的文化政治

凱文:您的新書《底層中國:農民工,媒體與文化實踐/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以深入的理論分析以及豐富的田野調查討論了中國農民工的文化實踐。您對農民工文化政治的興趣來源於哪裡?

孫皖寧:我最早對社會變遷的理解,來源於十多年前對從農村到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工作的家政女工生活的民族誌研究。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時間裡,我每年都來北京三個月,與小區的居民住在一起,他們大多數都雇了家政工。這個研究項目,最終變成了《中國保姆/Maid in China 》這本書。

大概是因為我的文化和媒體的視角,在研究勞工問題時,我發現我無法避開農民工作為邊緣人物的文化表征,也無法不去審視他們與雇主之間的階級與不平等問題。社會經濟以及階級不平等,怎麽在文化和媒體生產過程中被闡述,變得尤為重要。我對媒體怎麽去闡述家政女工,尤其是電視劇怎麽塑造她們的形象,以及城市居民怎麽去想象她們的生活這一系列問題,很感興趣。我希望了解不平等的文化政治,以及階級政治如何以文化形式表現出來。

保姆的研究項目結束之後,接下來我延伸了對農民工的研究,來看階級與文化政治的關係。我認為文化不僅僅是在反映社會不平等,文化事實上也在建構不平等。在這個框架下,我開始分析政府、主流媒體和草根人物在文化生產中的角色。

凱文:您在書裡把農民工看作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您能解釋應該怎樣理解底層階級與底層政治,以及怎麽運用到當代中國?

孫皖寧:底層研究作為一個理論運動,來源自南亞以及拉丁美洲的學者。雖然已經存在幾十年,但在中國研究中很少會被提及。當然,我並不是第一個使用這個概念的人,潘毅、嚴海蓉都曾使用過。通常中文被翻譯成底層,它指的是被邊緣化以及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被剝奪的社會群體,不僅在經濟上處於弱勢,而且在文化上也處在邊緣。

我很重視在當代中國怎麽回答「底層能不能發聲」這個問題。當然底層可以出聲,但他們的聲音是否會被聽到並且得到認同。因為底層在官方渠道外發聲,他們的聲音沒有結構或組織性的基礎去傳播。

我想看這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在南亞產生的理論概念,是否能在時間和空間上穿越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來看底層政治,來看它如何與國家和資本碰撞。

凱文:您談到的底層階級與工人階級是什麽關係?

孫皖寧:我對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也很感興趣。但是我對用收入來客觀衡量階級並不感興趣。相反,我對主觀自我如何認同屬於哪個階級更有興趣。如E.P Thompson所說,階級的形成是一個過程,階級意識是階級文化的表象。我相信形成一個階級政治,必須需要一個相符的文化政治,否則階級政治無法持續。在文化領域發生的事情往往被錯誤看作不如社會關係那麽重要。但是文化政治並不是在社會關係之外,而是在積極影響著社會關係。

國家對工人的表述:一種局限性的承認政治

凱文:您的研究核心之一是工人的表述。 誰在表述他們,他們又是怎麽被表述的?

孫皖寧:要回答這個問題,你需要去看主流的建構,然後去問工人怎麽去看待自己和主流建構的關係。我的研究關注三個關聯的問題:主流建構的表述,工人怎麽去表述自己的經歷,勞工NGO以及替工人發言的主流作家、記者和文化菁英怎麽表述。

我一直想搞清楚的問題是:底層政治以什麽形式出現?很多人把底層的狀態,要麽看作是完全地服從主流,要麽是完全地反對主流。但底層政治並不是這樣,而是呈現出多樣性。底層的選擇是有策略的,他們會見機行事,並且有極大的地域差別。在南方工廠的產業工人可能會有更深厚的工人和底層身份認同,但在北方的家政工人工作環境更分散,所以更少有機會去表述她們的底層身份或者參與到底層政治中。

凱文:您著重分析了新聞媒體和都市電影,尤其是把建築工人作為新聞和電影的消費者與被描述對象的雙重身份。

孫皖寧:我研究新聞的原因是,在任何現代社會中,新聞都會被看作是最有權威性地反映社會現實的方式。能控制新聞生產的人,也就能控制社會現實。但是在中國,新聞的生產是在國家手中。所以拿新聞作為折射體來看農民工是怎麽被闡釋非常重要。

我關注工人討薪,是因為這是一個常年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建築工人討薪。記者怎麽去報道這些新聞,能告訴我們國家此刻是怎麽看待這些工人。我從早期對這些故事同情的報道,追溯到近期以法律穩定視角來報道。

雖然電影不被國家政權直接控制,但是它是被市場主宰的,所以同樣算是主流。我想知道市場是如何用它的邏輯去闡述工人?什麽樣的社會現實,會被包括或排除在電影敘述之外?基於市場的機制,電影必須真實地展現生活,這樣才能吸引到觀眾,但是從另一個角度,電視必須在政治上安全。那麽市場會如何處理這個張力?

凱文:每年的春晚,都會看到對農民工的某種表述。您怎麽理解這種闡述?

孫皖寧:這與承認政治有關。從國家的角度,怎麽去審視農民工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價值?在這種文化產品中呈現農民工的形象,意思是「我們承認你們的貢獻」。這是一種承認,但我們要問的是:這種承認,是表面上的,還是實質上的?在政策上得到承認了嗎?從國家角度,在政治和社會合法性方面,是否表明他們與中產階級一樣重要?如果給予的承認能反映在政策實施上,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承認。這裡有不同程度的承認。政治決定給予農民工某方面的承認,但會因財富和權利分布的不平等,往往拒絕考慮給與更重要的承認。

凱文:這種承認政治,是對農民工某種特定形象的承認:很努力工作,很誠實,為經濟發展做貢獻。但同時,並沒有承認工人集體的能動性。

孫皖寧:對,非常局限的一種承認。

工人的自我表述:底層發聲

凱文:您也討論了農民工的自我闡述,他們作為自媒體、電視節目和紀錄片,以及攝影作品的制作者,遇到的挑戰和矛盾是什麽?

孫皖寧:農民工參與文化生產的程度不能一概而論。在一些特定行業的工人,會更有意識的去表達自己。很多文化生產和制作,比如寫詩、文學創作、拍紀錄片以及攝影,往往有文化工作者的引導或者參與。有的工人是底層人群中政治覺悟比較高,階級意識比較敏銳的一群人。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不僅僅是代表工友去闡述,也是在幫助和教育工友,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

不少打工詩人是來自生產流水線,我們也知道,有不少工人寫小說、搞攝影、拍視頻。在今天數碼時代,這越來越牽涉到科技素養的問題。根據Raymond William所說,提高階級意識是需要一定層次的文字素養。雖然很多工人可能沒有最高等級的教育,但是他們在運用科技上和中產階級不相上下,有時還會更好。他們把視覺闡述作為一個非常適合自己的敘述方式。現在有一種流行看法,認為工人們可以制作視覺作品,反映他們的抗爭,言下之意,就是有了新媒體,抗爭就容易多了。事實上,大多數人只是為了娛樂而自拍,和政治意識無關。是的,每個人的卻都有一個手機,使他們紀錄自己生活變得更加容易。

但我們需要小心,不要誇大了科技帶來的可能性。

凱文:打工詩歌在近年得到了很多的關注,尤其是在打工詩人許立志自殺後。您能介紹一下打工詩歌的發展嗎?

孫皖寧:打工詩歌最早起源於八十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來到城市,經歷了城市的歧視。一些來自四川和湖南的農民工,他們來自有文學背景的家庭,閱讀和寫作能力很強。當他們遇到很多痛苦和磨難,最好的抒發方式就是寫詩。可以寫四行或者八行,只需要一張紙,也不需要很多時間。所以很多人最初寫詩,是作為承受日常艱辛的一種方式。第一代農民工為打工詩歌打下了很堅實的基礎。

在此之後,打工詩歌有了很大的發展。現在的打工詩歌不再著重描述在城市的痛苦,或是如何被嚴重的剝削,而是前途迷茫的無奈。在他們的詩歌裡,他們反复問:我在城市,沒法回到農村,但是城市並不接受我。我的歸屬何在?我可以去哪裡?它表達了工人的焦慮、脆弱和不確定。早期打工詩歌更多是抗議和吶喊,而現在則更多是存在感的緊張。

凱文: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和分析打工詩歌?

孫皖寧:我認為這是一個關於階級位置以及文化資本的討論。對於支持和喜愛打工詩歌的人來說,他們並不在意其藝術和文學性的缺失,只要這些詩歌能感動我們,文字上不完美並沒有關係。但是其他人會更願意以美學的視角來審視打工詩歌。最終,這是一個把它看作政治話語還是藝術作品的討論。一些文化界的代表,會用美學和文學標準來排斥打工詩歌。所以這是關於階級容納還是排斥,誰有文化資本,誰沒有文化資本的爭執。

當然,這個爭執在工人內部也存在。一些工人曾寫作過在政治上很有沖擊力的詩歌,但在被認可並且被主流接納之後,卻開始寫作更有溫和或與打工無關的作品。有些甚至會說,我們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工人,我不想被限制在只能寫打工經歷裡,我想被看作是一名作家。但是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情況,當他們脫離工人經歷,開始寫一些他們並不是很得心應手的題材,也就失去了他們的優勢。

凱文:農民工不僅僅自己創造文化,而同時也是在與其他個人和群體互動。您提到NGO以及知識分子,他們的角色是什麽?他們和農民工之間的關係又是怎麽樣?

孫皖寧:知識分子與工人的關係由來已久。很多關於工人的文學作品,不僅來自於工人群體中的打工作家,也來自於對工人抱以同情的職業作家。即使是在打工作家之間,他們對是否只有工人才能書寫自己的經歷這個問題,持有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認為只要他們對工人的經歷熟悉,對工人持同情態度,並且能被工人認同,作者是誰並不重要。把他們看作是同路人,幫助他們發出聲音。但是有的人則認為,非打工者描寫打工生活,是機會主義試圖代替工人發聲。我把這些作家、文人和知識分子看作為「文化經紀人」,我對他們的做法很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