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102歲的葉錫恩幾天前與世長辭，主流傳媒以至互聯網皆大幅報道這位被稱為「民主鬥士」的一生，悼念及推崇之聲不絕，包括來自民主派人士的惋惜之聲。
無論民主派人士還是親建制人士，都推崇她在港英時期﹐特別是六、七十年代「為民請命」的事蹟，1990年代後過渡期，以至九七香港主權由英國轉至中國以後，她不再是各方「尊敬」的人物。1995年立法局選舉，上這位六、七十年代的民主鬥士代表親中陣營與泛民主派重量級人物，被她批評為「偽民主派」的司徒華對壘，結果，選民選擇了司徒華而非她。
套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述語，葉錫恩之所以在九十年代以後「不再有光環」，一來年事漸長，不再活躍，二來時代畢竟進步了，香港人的權利及政治意識亦提高了不少，政制亦有限度開放，「為民請命」其實有點不合時宜，三來，亦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由擔任中方的港事顧問，以至加入中方另起爐杜的臨立會開始，葉錫恩義無反顧的親中方主導的建制，支持剝奪港人自由的23條立法，支持立法會保留偏坦資本家的功能組別，並認同中方「極左」的看法，把民間爭取民主改革的聲音，包括去年的雨傘運動，等同「反中亂港」的「陰謀」(兩年前她100歲壽辰，以「極左」搞鬥爭為樂的梁振英特別為她舉行生日會，極具象徵意義)。
一切又要回到1989年，「六四」槍聲一起，北京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香港各界，包括親中陣營齊聲譴責，港人人心惶惶，葉錫恩與一眾在港英籍人士支持李鵬飛和鄧蓮如到倫敦游說英國政府，給予香港三百多萬英國「屬土公民」居英權(其餘還有三百萬左右持有「身份證明書」的「無國籍」香港華人，這些華人是1949年之前或之後來到香港，像灰記的父母，沒有「歸化英籍」，即沒有成為「屬土公民」而被完全「遺棄」。而早在1960年代，全球殖民地獨立運動方興未艾，英國早就逐步收緊其殖民地(包括香港)的移民／居英權政策，避免大量移民湧入英國)。
當然，英國在1984年與中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就是準備要放棄香港和她的「屬土公民」，因此李鵬飛和鄧蓮如注定徒勞無功。最終港人只能爭取到5萬個家庭的居英權配額。
親中陣營很快便改變「認識」，接受中方「外國勢力介入企圖顛覆中國」、「反革命動亂」等的定性。而明知中國收回香港的現實不能逆轉的華人資產階級及專業精英，很多亦為了自己的利益，忘記「六四」，接受中方的繼續統戰。而葉錫恩亦是極少數的英國人接受中方的統戰，擔任港事顧問。而在西方國家還在抵制中國血腥鎮壓民運時，英國政府亦率先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首相馬卓安訪華，為落實英方的玫瑰園計劃及為了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與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鄧李楊」集團之一的李鵬握手。
國際關係專家沈旭輝認為後期葉錫恩接受中方統戰並非「轉軚」，而是一個英國「老左」的始終如一。
他在其文章《國際關係視角懷念杜葉錫恩》寫道重：「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
「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
不知為何，當沈旭輝推崇葉錫恩「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時，灰記硬是覺得不敢苟同，亦馬上想起一位現在仍健在的「國際左派」，來自意大利的甘浩望神父。
人稱「甘仔」的甘浩望神父，是一位出了名”hopeless”的「毛派」，到今日仍然相信「文革」本意是好的。他對中國亦是「一往情深」，1993年開始到中國大陸，目的是與最貧困的人走在一起，實踐「窮人翻身」的「共產主義理想」，例如與露宿者一起居住，到失明人學校教書，到孤兒院、精神病院探訪。但他同時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有接觸大陸的天主教徒，有時應教友的要求，在他的居所為教友舉行彌撤。可能因為這樣，加上近年中梵關係惡化，2011年開始，中國政府不再發給他簽證，他被迫回到他幾十年前的落腳地香港，但仍然關懷弱小，除了經常探望露宿者，繼續爭取港人內地成年子女居港權外，這幾年亦關注國際難民滯港的問題。去年雨傘運動爆發後，他每星期日到各佔領區（主要是在金鐘)舉行彌撤，到現在仍沒有停止。這位灰記心目中的「國際左派」，與葉錫恩所走的道路並不盡同。但如果硬要說consistent，灰記認為他比葉錫恩更consistent，更表裡一致。
灰記更因此專誠打電話給「甘仔」，詢問他與葉錫恩生前的交往及對她的看法。他電話中的聲音明顯受干擾，灰記懷疑他被特區政府，甚或中共國安部監聽。不過，坦蕩蕩的「甘仔」暢所欲言，不愧是"hopeless"共產主義者及宗教人士。
甘浩望神父1974年來到香港。他說第一次接觸葉錫恩是翌年1975年，當時政府清拆慈雲山平陽新邨本屋區，他和一群無家可歸的居民尋求她的協助（主要是寫信給有關部門要求跟進，而一般而言，政府部門較重視葉錫恩寫的信)。此後一直有交流合作，「甘仔」還讚揚她真心關懷弱小。
直至1984年，有一次他帶同一群也是受清拆影響的居民到葉的辦事處，葉知道他們是八十年代初抵壘政策（成功抵達市區便可到警署自首申請身份證)取消前逃到香港的大陸移民，不但拒絕幫忙，還批評他們，說中國有什麼不好，香港有什麼好，質疑他們為何要千方百計偷渡來香港。「甘仔」說，那次會面感覺她有點改變，變得保守。加上那時區議會開始運作，壓力團體亦活躍，並非凡事都要找葉錫恩，以後便很少接觸。
九七前後，眼見葉錫恩立場愈來愈親中及親特區政府，「甘仔」也就更加覺得與她缺乏共同語言。灰記明知故問，大家同屬「左派」，為何覺得缺乏共同語言？「甘仔」說，信仰共產主義不等於信仰共產黨，覺得共產黨做什麼也是對的。他覺得她盲目站到官方一邊，這並非一個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應有的態度。
說到這裡，灰記又想起幾年前訪問70年代雙周刊其中一位編輯侯萬雲的事。侯是越南華僑，十幾歲來香港讀書，六、七十年代是少數的「國際左派」，不過較傾向無政府主義。他說70年代雙周刊聚集了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史太林及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作為「國際左派」，反殖當然是應有之義。為了表達對英國人統治的反感，他們把某一期的封面設計成一個小孩向著英國國旗小便。因為此事，警察曾到過他們的雜誌社搜查，最後不了了之。而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葉錫恩批評了他們，認為自己身為英國人，感到受冒犯。同是「國際左派」，卻對一面西方資產階級政權的旗幟有如此不同的感受！葉錫恩是否共產主義「覺悟」不足，骨子裡仍受英國「愛國主義」的影響？
灰記又想起今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香港球迷在港隊主場「噓國歌」的事件，那些香港的親中人士／ 中國民族主義者紛紛表態批評「噓國歌」不文明，令港人丟架。不過，梁國雄就認為球迷絕對有權表達意見，「噓國歌」是抗議暴政的手法之一。同樣，兩年前古思堯抗議中共殺害民運人士李旺陽，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而被香港法庭重判入獄九個月，梁國雄等聲援古思堯，批評法庭重判和平示威者。為何同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葉錫恩和梁國雄對本國國旗有如此不同的感受？
而如果說港英殖民時代，這位來自紐卡素的女士仍以身為英國人而自豪，只是對這個落後、充滿壓迫的殖民社會不滿，97年之後，她由衷地擁護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與其說因為她是「國際左派」，不如說她是受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一位充滿「大中華情意結」的人的影響。
無論如何，六、七十年代香港「民智未開」的歲月，葉錫恩作為「人權先驅」，其貢獻會被記在史冊。而在今日中共強權「君臨」，特別年青一代一遍「衛港自保」聲中，其當年與「香港自治／獨立之父」馬文輝合作，為港人的民主與自治而奔走的事蹟會更吸引年輕一代的目光。
而共產主義並不鼓吹盲目的大一統主義，相反，無論列寧還是史大林，都說過支持「民族自決」，(中共「革命」時期亦說過支持台獨、疆獨的話)。當然，主義還主義，共產黨還共產黨，共產黨統治是另一回事。不過，作為有獨立思考的「國際左派」，今時今日是否因為美帝的「新殖民主義」而必定要反對台灣人民自決(葉錫恩曾批評美國不是真心承認一個中國）？那麼西藏呢？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國際左派」，不會不支持西藏人的自決權吧。「長毛」梁國雄就支持「藏人自決」。
葉錫恩「盲目」親中親特區政府，就等於香港一些「忠貞」的傳統「左派」，「信仰」的不是共產主義理想，而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為何可看透蘇式「共產主義」的「夢幻」，卻偏看不透中式「社會主義」的「虛無」？)。因此，她的「盲目」可能始終如一，很consistent，但並非一個「國際左派」或「共產主義者」必然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