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衛我城」、「為本土奮鬥」之聲異常響亮的今天，在退休保障諮詢被「引導」成「世代之爭」的此刻，灰記感到格外悵然，再三追問自己，對這個活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城市，此刻為何感到如此疏離，所謂「我城」、「本土」的意義在哪裡？那些開口閉口「本土」的香港人﹐最終也視這裡不過是一塊「各自搵食」、「各安天命」的「蠻荒地帶」，談什麼身份認同，談什麼歸屬感！
香港真是一個很奇怪，或者應該更直接的說，畸型／扭曲的地方。「養老」，或「讓老人家安享晚年」這種舉世公認的基本人權，富裕社會的「文明標誌」，原來很多人不認同，或自願被誤導至不願認同。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會這樣虧待老人家，是怎樣的一個號稱富裕的社會，會有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赤貧生活。
灰記曾是記者，與眾多同行一樣，多次採訪那些勞動了大半生的基層長者，因種種原因不願領取綜援（其中最主要是綜援的標籤效應），僅靠「生果金」及少許積蓄，過著用幾毫子也要左算右算的日子。
那些執紙皮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新聞慣常的故題。灰記還記得當聽到個別舊同行以老人家「唔攞綜援情願自力更生」來「歌頌」她們時，感到異常彆扭，總覺得這些舊同行中了舊式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的「毒」太深了。
「自力更生」？這可不是那些中產以上長者做義工發揮餘暉的浪漫，可不是那些長者大商家、大財閥不肯退下來只相信自己的虛榮，更不是那個心胸狹窄的姓董長者前特首，對自己當年被迫腳痛下台仍耿耿於懷，仍要插手干預香港政治的復仇計劃（結果捧出一個破壞力十足的梁振英，蹂躪香港社會而樂此不疲）。七老八十仍要為一元幾毛幹粗活，是對「臨老唔過得世」的極度惶恐，是絕不值得歌頌的「慘活」。
香港人常常自詡貫通中西，吸收西方先進的普世價值，保留中國未被共產黨「污染」的傳統精華。中國的所謂傳統精華，最入世和最主流的是儒家精神吧！看看儒家最具「全民理想主義」色彩的《禮運大同篇》（灰記小學時就讀某儒教學校，每周例必要背誦這經訓）：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所謂大同，所謂「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不就是超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倫理，令長者可以無論有沒有子女供養，都能安享晚年，不用再擔心操勞嗎？
看看西方的先進國家，在勞動階層爭取下，pension，退休金制度早已確立，一定程度實現了中國人／香港人仍然遙不可及的「大同理想」。但雖然香港經濟起飛了幾十年，庫房水浸也很多年，但香港人仍就是否應該「老有所終」，而不是綜援式施捨爭論不已。
香港稅制單一，香港稅率低，政府負擔不起龐大的經常性開支，加稅又影響競爭力，這是香港政府及商界多年來拒絕承擔更大社會責任的「永恒真理」／「永恒迷思」，是多年來拖延落實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障礙。
港英時期，來香港「搞搞震」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除了為討好香港人，以便為大英帝國「光榮撤退」做齣好戲外，可能也驚覺香港雖然富裕，但社會福利原來落後如發展中地區。他在1993年底「大膽」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凡住滿香港七年的65歲及以上永久性居民，可享有每月2300元（以當年的物價計算，比現在眾多的全民退保方案更進取）。
至於錢從何來？當年政府建議由僱主和僱員各自按薪酬的1.5%供款，自僱人士則按3%比率供款。每月入息低於4,000元的人士獲豁免供款，但其僱主須付僱主的供款部份。同時，政府會向老年退休金計劃注資100億元。
灰記記得當時政府提出這個計劃時相當轟動，轟動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在英方代表鄺其志面前，批評港英政府大幅提高福利開支(比起以往極低的福利保障當然是大幅提高)，會導致「車毀人亡」。相信這是依靠「資本家治港」的中共，聽到香港商界說肥彭「大搞福利」會「花光」公帑的「讒言」，加上肥彭在政治上不肯和中方合作「順利過渡」，所以由「左王」陳佐洱發砲攻擊肥彭。
灰記依稀還記得看到電視上陳佐洱那把特高的尖聲，滿面通紅的「激動」，一個聲稱為勞工基層打拼的共產黨官僚，反對英國保守黨政客為香港人搞福利，絕對是一場滑䅲活劇。也因此，聲稱為工人及基層服務的工聯會，在黨的號召下也質疑肥彭的「老年退休金計劃」。而肥彭來香港主要是搞「政治」，不是搞「民生」，所以亦沒有如堅持他那短命的政改般堅持到底，「老年退休金計劃」最終不能獲立法局通過，「老有所終」幻滅，取而代之的是2000年實施的強積金制度。
不過，民間依然不斷爭取，近年「長者貧窮」的現象愈來愈惹人關注，一向由親建制人士主導的安老事務委員會，也認為要認真考慮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曾蔭權替代「腳痛」下台的董建華任特首後，政府雖然經常對財政收入作悲觀預測，但卻每次都自打嘴吧，庫房皆有大幅盈餘，除了「還富於民」的訴求，民間亦要求政府從詳計議，正視長者退休生活無保障的問題。
例如很多有十萬八萬積蓄的長者，不符合申領綜援資格，甚至有一些符合資格的長者不喜歡被標籖，或因與子女同住(同住未必表示子女有能力供養)，或子女不願簽署俗稱「衰仔紙」的放棄供養父母申明，沒有領取綜援，就是靠那七百元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左支右絀地生活。當時連親商界的自由黨也看不過眼，聯同立法會內其他政黨要求政府增加生果金至一千元。怎知這個為商家財團守財的守財奴曾蔭權政府，竟然提出要資產審查，引起公憤。最後曾蔭權在極不情願下取消資產審查。這是2008年的事。
但一千元只比七百元稍好，很多稍有積蓄(說的是十萬八萬，或十多廿萬)的長者，生活比領綜援的貧窮老人更艱難。在民間不斷爭取下，曾蔭權於2012年底答允推出比綜援金額稍低，但比高齡津貼多出一倍有多的長者生活津貼，不過，和高齡津貼不一樣，需要資產審查，單身資產上限為186000元，夫婦上限為281000元，每人每月可獲2200元，2013年3月實施。（到今年初津貼金額調整至2390元，資產上限分別為210000元及318000元）。
唐梁之爭，處於劣勢的唐英年曾打民生牌，希望「起死回生」，承諾如當選那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免審查。而梁振英要競逐行政長官時，為了討好基層，也擺出認同全民退保的態度，例如說「香港的人均產值名列世界二十，作為一個富裕社會，探討全民退休保障，我們無選擇。」；「無論是醫療，或者生果金，或者將所有東西聯合起來用一個名詞形容，叫它做全民退休保障，其實是一個我們理應去做的事，不可能迴避。」（蘋果日報「一錘定音」專欄列出梁振英於競選期間有關全民退保的講話）。
在其競選政綱中，梁振英除了無恥地把曾蔭權已落實的政策當成自己的競選承諾：「在現行高齡津貼（生果金）計劃的基礎上,增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為有 需要的長者,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約雙倍（$2,200）的津貼。」對退休保障的著墨亦令人充滿期待：「長遠而言,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及早籌謀和作出財政撥備, 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以應付日後人口老化對養老、護老、醫療等服務需求的額外開支。」
不過，梁振英是一個「講大話不眨眼」的人，用「語言偽術」違背承諾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可以用林鄭月娥的「退休保障諮詢」矇混過關，反正主流傳媒大都親政府親商家，不會深究。
林鄭這類由港英過渡到特區的高級官僚，自以為自己的成功全靠自身努力，精英心態嚴重，骨子裡看不起貧苦大眾和基層，覺得退休保障不是權利，而是對「有經濟需要」的「折墮」老人的施捨，所以死也不肯抛掉綜援的標籤。當然，最主要還是這群高級官僚，絕大部分都是心甘情願為商家財團服務，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為己任。所以一些惠及財團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可以隨意落實，不斷超資，但對基層十分重要的退休保障則幾十年仍是「探討」階段。
因此林鄭委託立場一向保守的周永新教授撰寫那份《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期望他與自己同聲同氣，在報告中否決全民退保的可行性。事實上周教授以往對全民退保一直持十分保留態度，理由是「錢從何來？政府和市民都不願意加稅」。不過，周教授雖然立場保守，畢竟是一位正直的學者，而且一向研究長者議題，現在榮休已無所求，不用像林鄭這個依然想染指特首「寶座」的「野心」官僚要討好商界般配合政府。
當他愈了解到即使有數十萬「棺材本」的長者，依然要過著十分拮据的生活，甚至比綜援長者更不如時，他也逐漸認為需要一個沒有資產審查的全民老年金制度。他與他的研究團隊建議每位合資格長者（滿65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月領取3000元，比單身長者綜援少200元（資產上限43500元），比其他政黨、團體及66學者提出全民退保方案，少約數百元。
他建議的資金來源為一半由政府承擔（數額約等於政府用於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及長者綜援中標準金額的開支），計劃開始時政府一次過注資500億。然後再增加一項叫薪俸老年稅，薪金$1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 （僱員收入在 $6,500 以下的,只有僱主繳納、僱員免除）；薪金$10,000 至 $20,000 以下的僱員,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1.5%; 薪金$20,000 及以上的僱員(以 $120,000 為上限劃界),僱主和僱員各繳納薪金數額的 2.5%。
相比報告中的其他全民退保建議，周教授的老年金方案比較保守。但灰記看得出教授與團隊的「苦心」，希望盡量避免郁動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如強積金，盡量做到社會可接受。儘管各全民退休方案金額及財政安排有不同，但大致金額差不多，最重要是免資產審查的全民性質，「能者多付」的公平性，以及長者可即時受惠的迫切性。
有趣的是，團隊分別以焦點小組形成分別訪問了不同僱主、僱員及專業人士，結果是無論中低收入，還是中高收入的僱員，都傾向贊成全民退休保障，而無論大、小企業的僱主及專業人士則持相反態度。看來是否全民退保之爭，與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之爭一樣，都是勞資矛盾的焦點，是階級矛盾的體現。
然而，一心以為周永新及其團隊會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林鄭，知道他會提出全民性質的老年金方案之後，「惱羞成怒」，刻意要矮化及扭曲這份報告，例如把全民退保改成不論貧富，在公布退休保障諮詢時，揶揄周教授不認真，又強調要年青人多交稅不公道，以迎合／挑動香港人那㮔「懶公正」，其實是「唔想益人」的「醒目仔女」心態，和主要來自「本土右翼」的「憎人富貴厭人貧」/排外情緒。同時亦令近年興起的「世代之爭」發酵。
灰記在Facebook上就看到一位頗受歡迎的評論人，留言說年青人不想供養上一代，不是因為錢的問題，而是「感情」的問題，因為上一代經常指罵年青人，傷盡年青人的心云云。而個別青年學者則以「跨代不公」，全民退保是「龐氏大騙局」來反對之，甚至有「自己世代自己救或自己養」的極端說法。
灰記明白，香港經濟吃老本，上流通道瘀塞問題等，令很多年青人感到前路茫茫，加上一些有錢有地位的長者不負責任地揶揄新世代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甚至有個別「上了岸」的長者狂言就是佔著位置不讓年青一代「上位」，傷害了廣大年青人的感情。
但年青人千萬別忘記香港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由資本階層及親資本的政府（九七後多了紅色政治及資本勢力）主導，那廣大處於基層及或沒法「上位」的普通工薪階層上一代都是辛勸勞動，餐搵餐食，被動地面對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風浪，與現今世代並沒有「世仇」。
最重要的是，社會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曾發生重大變革／變異，都是延續地前進，沒有所謂純粹的「自己世代自己救」，以至「自力更生」這回事。當然，如果凡事從最「自私自利」的角度去看，凡事都會有「益咗第二個」或「點解益唔到我」的「遺憾」。例如對全民退保最典型的「質疑」是為何要我現在交稅去養別人的父母／祖父母，「點解益唔到我，只係益第二個」。
但只要不被最「自私自利」的情緒蒙蔽，就會「理性」地想到，別人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自己也會有退休的父母或祖父母，於是全民退保的互助性和社會性便顯然易見。倘若有人極端到說出「我父母／祖父母退休有冇保障關我乜嘢事」的話，灰記只能無語。
至於有人年青學者為戰後嬰兒潮那一代「享盡好處」，不用為退休交稅，現在退休了，又要年青一代交稅供養他們，即所謂「跨代不公」而感憤憤不平。首先，這位年青學者只看到某些嬰兒潮風光的一面，而看不到嬰兒潮成長年代香港遍地木屋貧民，黑道貪污橫行，社會嚴重不公，生活艱苦缺乏任何保障的陰暗面。
同時，年青學者為何看不到，現在年青人享有十二年免費教育，嬰兒潮一代連六年免費教育也沒有，年青學者的父母以至祖父母輩，很多都是失學未成年就去打工，與現在有書讀有基本社會保障不可同日而語。
再者，年青學者也不能否認，後來香港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能夠較大幅增加，也是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輩的勤儉，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的成果。相信絕大部分的長者都不會想到 要說出「你們現在有免費書讀，福利又比我們好得多，真是不公平了」這些話來。他們反而會為社會進步益及下一代而覺得安慰。
因此，為何年青學者不去轉個角度想想，嬰兒潮一代廣大的勞動階層，一生辛勤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為子女下一代死慳死抵，部分的子女的可以脫貧，很多依然活在基層，他們老來無依，這一代是否有責任令他們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為何李嘉誠、李兆基這些超級富豪也可拿三千多元？這亦是一些「懶公平」人士最「有力」的質問。灰記不會回應說為何你們不反對他們有資格拿俗稱「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反而會更「進取」的回應道，如果這個政府膽敢為全民退保增加企業利得稅，如果這個政府膽敢不再偏袒壟斷資本，如果十萬計長者可以因全民退保而安心一點，生活多一點尊嚴，三千多元豪給這群大富豪又如何。
當然，道理千萬重，歸根究柢還是財政可持續的問題。這些大大小小全民退保的方案，都有作出財政承擔的預測，當然二十年或更長時間後的事，誰人說得準。報告亦提出香港出生率偏低，年青人口補充不足，加劇人口老化的挑戰。不過，如果「老有所終」是社會共識，如果「老有所終」是香港「本土」的價值，總有解決的方法。
灰記自稱左傾，自然對香港資本家長期享有的低稅率，甚至零稅率（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賺大錢而缺乏對社會的承擔有話兒。是時候一般工薪階層齊心團結向資本階層，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取回「公道」的時候，而不要再為那那些虛假的「世代之爭」內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