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凌晨旺角警民暴力衝突，或曰旺角「騷亂」，是繼「六七暴動」後最嚴重的暴力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是意料中事。而一些「六七暴動」參與者再獲記者「青睞」，接受採訪談今昔亦是一些傳媒機構的指定動作。
一位當年的「愛國」學生，因為覺得十分委屈，所以很願意接受採訪，年前曾接受灰記採訪，此後不時發來訊息，重複又重複愛國無罪，今日年青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論調。最近他又發來訊息，說再次接受採訪談「旺角暴亂」，提醒灰記賞面留意收看。
人生匆匆，青春易逝，只留下記憶。這位愛國者當年因為書包內藏有「煽動性」刊物，因為「黃皮狗」(左派對華人警察的貶稱)一句「死左仔」而還以一句「毛主席萬歲」，換來被警察一頓毒打及兩年半的牢獄生涯，刑事案底終身。幾十年過去，依然對青春無悔，依然滿肚怨屈，依然堅持六七是「抗暴」，是「正義的鬥爭」。
對這位沒有暴力行為的「六七」參與者來說，「抗暴」之說也許有其道理。面對警權的挑釁，無畏無懼，換來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如果不以意識型態為忤，當年很多只因為集會、遊行，藏有或派發殖民政府不喜歡的刊物，或高呼幾句「革命」口號而被判重刑的左派人士，至少應該值得同情。
特別知道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滿矛盾，基層受壓，貪污橫行，高壓統治的殖民地，民怨爆發自有其客觀原因。「左派暴徒」的死對頭，當年任職見習督察，現已退休享清福的林占士，年前接受灰記採訪亦指，當年香港的確民生困苦，社會怨氣很重，六六年的九龍暴亂已經是一個警號。
但殖民政府並沒有吸取教訓，新蒲崗塑膠花廠罷工，政府不是採取疏導方式，而是偏幫資方(九七雖「改朝換代」，但政府偏幫資方的態度依舊），並以暴力鎮壓左派工會的聲援集會，造成傷亡，引起左派團體的不滿。
當然，負責領導香港左派團體的新華社／中共港澳工委高層「處心積慮」把事件性政治化、激烈化也要為事件最終發展成暴動負責。正如林占士所言，起初很多市民，甚至基層警員都同情新蒲崗工人，因為基層警員也覺得自己是被剝削的一群。事件一旦政治化，中英加入角力，加上左派採取暴力之後，整個社會氣氛便轉變，左派變得愈來愈孤立。
道理很簡單，香港有很多是逃避中國內戰及共產黨統治的人，警隊入面尤其多此類人士。一旦感到自己「安身之所」受威脅，自然遷怒於「破壞家園」的親共人士，打壓絕不手軟。林占士說，當時中國發表很多措詞強硬的聲明，甚至謠傳中國會收回香港，覺得自己沒有退路，加上血氣方剛，對「左仔」恨之入骨，「好想開槍打死佢地」。事實上，他亦曾經在北角向縱火的「暴徒」開槍。
近年解密的一些英國檔案顯示，當年港英確曾考慮過一旦香港不可管治，或中國決定收回香港，如何部署撤退。不過，英方這個憂慮很快消除，他們從不同渠道知道，中國依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港英利用香港人普遍反共的心態打宣傳戰，輿論要歸邊，同時利用殖民地嚴苛法例和武力，包括駐港英軍的介入，強硬對付左派的「暴動」。
那邊廂，雖然北京已明言在香港不搞「文革」，但中共港澳工委仍藉港英的鎮壓要把事情鬧大。一來「文革」「寧左勿右」、「唯暴力」的極左思想俘擄了大部分中共駐港幹部及左派社團領導，二來較早時澳門「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要向當地左派屈服妥協，讓親共勢力坐大而令左派領導及群眾頭腦發熱，以為英國人會和葡萄牙人一樣軟弱而就範。
還有就是傳聞港澳工委的某些頭頭怕被調回大陸受批鬥，所以堅決要在香港大搞「抗暴」。於是出現後來的土製炸彈、自製武器、放火等的「城市游擊戰」。但即使中共在港的組織如何緊密，有一定群眾基礎，有自己的系統和宣傳機器，但沒有來自中國的武力支援，與港英政權鬥暴力只會處於劣勢。
對事件有所反省的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多年後接受採訪時指：
「⋯⋯雙方剛交手，港英當局可以隨時調動軍警進行鎮壓，可以頒布緊急法令，隨時拘捕左派社團領導人。香港左派卻損兵折將，隨時隨地被抓進監牢，無法抵抗軍警，他們用盡全部力量搞了罷工和罷市，仍然沒有效果，最後只能搞出所謂『真假炸彈陣』的鬧劇。結果左派的戰鬥力逐漸喪失，自身困難越來越多，被開除的罷工工人需要吃飯，死難者家屬也要救濟，港澳工委束手無策。真假炸彈陣更弄得怨聲載道，完全喪失人心。⋯⋯反英抗暴就是這樣糊裹糊塗的鬥爭，但北京沒有追究錯誤的責任，新華社也沒有官員受到懲罰或警告，因為這是一筆糊塗帳。」(《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217頁)
這一筆糊塗帳卻是令很多熱血青年和左派群眾吃虧受苦。「你冇辦法，暴力鎮壓惹嚟暴力反抗，但最終受苦嘅係群眾。」一位退休左報記者對暴動／抗暴有這樣的看法。他是在採訪花園道示威，在中環希爾頓酒店對開馬路，出示記者證仍被打到頭破血流。不但如此，後來更以非法集會被判監十多個月。他因為坐牢沒有見證往後愈發暴力的對抗。但即使他有機會見證，相信依然會為左派的暴力辯護。而他那句「最終受苦嘅係群眾」的確可圈可點。
當時殖民警察之惡真係唔係人咁品。連對「六七暴動」充滿歉疚的前中共地下黨人梁慕嫻女士都「嘆為觀止」。她年前撰文反駁一些美化暴動的左派人士，也不能避免觸及警方濫權濫暴，講到有一次防暴警察到名義上她是負責人的學友社(中共培植官津私校學生的文康團體)搜查時的情景：
「⋯⋯大聲喝令推趕我們移近窗台邊。有人嫌我動作慢，便開始藉口出手打人。室內八至十人中多人被打。一位只有十多歲庇理羅士女校學生受傷很重。防暴隊用藤牌的尖頂撞向她的肋骨，令她骨折。多年後，我仍聽到關於她常有骨痛，需要治療的消息。戲劇組導演張懷也被打。他那被打過的手錶分秒針正好停在被打的那一刻，事後他說要留下這個時刻作為紀念。我也受了他們的一掌。
那些跑到露台去的學生被打得更厲害。防暴隊把他們團團圍住，拳打腳踢，像拋皮球一樣，把他們推過來，拋過去，許多同學都受傷了。⋯⋯」(《六七暴動惡花今結果》開放雜誌2011年3月號)
再看看腥風血雨的一九六七年。歷時超過半年的「六七暴動」(最血腥和動盪是在五至九月)，有近二千人被捕，很多被判刑，刑期一般一至兩年半。八百多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左派群眾。五十一個死者中，超過一半是左派群眾和工人，當中有十七人是被警察射殺；五個警察在「暴動」中死亡，五個邊境警察被深圳民兵射殺；著名播音員林彬及其堂弟被「暴徒」放火燒死，以及七名市民，包括北角一對小姊妹被土製炸彈炸死。
梁慕嫻回憶道，左派出動土製炸彈，有無辜市民傷亡，以至林彬兄弟被燒死後，是「反英抗暴」轉變成「六七暴動」的暴力升級，終令一般市民更疏遠左派，左仔、暴徒成了左派人士的標韱。
事隔接近半世紀，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這筆糊塗帳仍是很多當年熱血參與者心中的刺。他們組織了「六七動力」，出書，搞講座，要訴說當年自己所受的寃屈，要為「六七」翻案，要為自己青春的血的付出正名。
而林占士與一些當年「六七」參與者亦發起類似「六七真相」的團體，希望無論警察、示威者或家屬等齊參與齊見證，希望不只是中英官方高層及傳媒所講的歷史和結論，而是有他們的聲音。
林占士慨嘆，自己已經七老八十，很多參與者、涉事者已不再人間，覺得有迫切性。「我地唔知中英高層，上頭諗啲乜。我唔識政治，覺得當日無論警察同示威者都係棋子，但棋子都係人，都有自己嘅感受同故仔。」據他說很難說服自己的同袍加入，因為很多警察都認為時移勢易，好像怎樣說都是政治不正確，多一事不如小一事。
左派參與者則積極得多，他們無一例外認為自己當年參與的是正義的鬥爭，暴力是港英迫出來，愛國無罪⋯⋯，問到他們暴力傷及無辜的問題，他們輕則說傷及無辜不好，但好難避免，重則林彬抵死，瘋狂辱罵我們左派群眾。
看看今天鼓動「暴力抗爭」的本土民主前線和旺角衝突參與者的說法。例如正義的鬥爭，例如把港英二字改成港共政權或黑警，例如把愛國變成香港建國。又例如梁天琦回應示威者襲擊記者時，說的是波及無辜是抗爭中的沙石，與當年的「六七」熱血青年何其相似。
但如果要他們互相評價，結論必然不同。愛國左派會批評旺角衝突參與者和本土前煽動暴力，搞港獨搞亂香港，外國勢力慫恿，今日的警察比起港英時代的克制得多等，「勇武本土」青年又會批評共產黨是暴力的根源，當年在香港煽動暴力，搞亂香港，港英要維護香港免受赤化等。
換言之，雙方只會一味合理化自己的暴力，卻一味譴責對方的暴力，也不會探究暴力發生的成因。例如「六七」有由港英的高壓統治，民生困苦，到警察殘暴，到中英的角力，到「極左」盲動等因素，例如旺角衝突有由兩制受壓，民主停滯不前，到梁振英強硬執政，挑撥矛盾，到青年人欠出路，到警察濫暴，到「極右」思想抬頭等因素。
而早已「覺今是而昨非」的梁慕嫻對左派近年控訴港英的「六七」翻案風有如下看法：
「近年不斷地愛國教育宣傳及近期的一股控訴風，令人有別有用心的聯想。最近工聯會人員籌辦的一個「六七暴動」大型紀念聚會，更令我心有疑惑。希望他們不要重蹈覆轍，又再祭起那『控訴││愛國愛黨』的公式來蒙騙市民。
不要忘記，香港只不過是由一個殖民專制政府的統治回歸到更為專制的共產政權下的一個屬區。如果因愛國而反殖民專制，那為甚麼不也因愛國而反共產專制呢？中國共產專制至今未有認罪悔改，對我們來說，不是更迫切嗎？」(《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217頁)
由當年的共產黨信徒變成今天「和理非」的泛民支持者，相信梁慕嫻女士的取態，仍然愛國愛黨的「六七」參與者，以至「勇武本土」人士都不會認同。但梁慕嫻的一些歉疚之辭仍然值得思考：
「⋯⋯經過長久痛苦的反思，想通了原來這並不是那麼正義的抗暴鬥爭之後，更加懊悔不休，覺得對不起當時受害的社員和學生。在此謹向當時的受害者致以萬二分的歉意。一個曾為兇殘的中國共產黨做過事的人，覺悟之後，能做的就是揭露和懺悔。我願終身為此懺悔。」
不要輕言「傷及無辜是抗爭的沙石」，不要輕言暴力要和警察對等。一旦暴力升級，必然傷及同志，甚至弄出人命。除非鼓吹暴力者如毛澤東一樣，視人命如草芥，認為「革命成功」必須付出人命代價，多少也在所不惜，不過不是自己。「⋯⋯這種犧牲，不但是為了消滅敵人的必要，也是為了保存自己 …… 部份的暫時的不保存（犧牲或支付）是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所必要的。」（毛選第三卷〈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想起林占士參與者都是一粒棋子的話，更想起當年那位左派記者的話：「你冇辦法，暴力鎮壓惹嚟暴力反抗，但最終受苦嘅係群眾。」對灰記而言，這也許是「六七暴動」最大的歷史教訓。是否也應為今天的「暴力抗爭」鼓吹及參與者所警惕？灰記不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