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台灣今年一月大選時，香港政圈各界也到台觀選，一睹民主選舉的風光。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獨媒邀請了兩位年青台灣人來港觀選，一位關心香港獨立的提倡者，另一位則採訪功能組別社福界選戰，且看香港政治可否與台灣情勢對話及交流。感謝浩然基金的贊助及支持。
在香港貧富差愈懸殊、老年生活長期處於低度保障狀態下，「全民退保」一直是近年社福界相當關注的議題，也是此次社福界別所有候選人一致認同欲推動的社會福利政策。但目前社會上仍存在許多爭辯，有些人認同老年照顧責任並非家庭或個人責任，支持全民退保透過社會保險所得再分配與風險分攤理念，但也有不少年輕人對此制度有疑慮，畢竟香港未來政制走向未定，政府或學者對未來長者使用社會福利資源的推算是否準確可信，在這樣社會氛圍下，香港青年人對未來的焦慮也會反映在制度推動的過程。
在港期間，筆者也去聽了由港大學生會舉辦的港島區候選人論壇，學生會設定的討論主題圍繞著對普選制度的看法、對抗爭者的認知、對港獨與自決的想法以及教育改革的想像，某程度可看出香港未來政制走向是年輕人的核心關懷，但卻少有民生議題的相關討論。由於近年北京政府不斷介入香港事務，透過政治與經濟手段滲入香港社會自主性與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也開始出現一些右翼本土的論述，排拒「全民退保」、訴求「單程證入境審批權」回歸港府以控制中國移民人口等，帶著一股香港民族優越性、本土排外的氣息。
到底香港需不需要有一個全面性的老年退休保障？要全民退保還是審查式福利？供款經費從哪裡來？保障對象又涵蓋誰？制度永續性有多久？這些問題都具有高度專業性，非一時片刻可定論，一個好制度要成功推動得讓社會大眾理解，不論支持或反對者，都應明白自己在焦慮什麼，就從問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老年生活」為思考起點吧！
為什麼需要推動「全民退保」？
現行香港長者的老年生活只有兩種微薄的保障，一種是「強積金」，強積金並不是社會福利而是屬於工作才有個工作福利（work welfare），且並非所有工作都有，非典型僱傭、無酬勞動皆被排除在外，強積金是種個人帳戶制，由自己勞動所賺的錢供養自己晚年生活，並無任何老年風險共攤或再分配功能；另一種是政府發放的「綜援（或津貼）」，這種依資產調查或身分別發放的社會救助，微薄的現金給付往往不足以支付晚年生活開銷，且很容易為服務對象帶來很強的福利依賴標籤（label）與烙印（stigma）。
「全民退休保障」並不單只有政府開支，是會依照量能原則由各方供款的一種「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具有所得移轉（income transfer）的再分配效果，也就是具有從最有錢的人身上轉移資源至最窮人身上的效果，可減緩越來越多貧窮長者僅賴綜援生活帶來的財政負擔。目前要推行的版本是以周永新研究團隊建議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計畫」為主：政府撥出種子基金，僱主和僱員按收入比例供款，全港市民到了65歲，每人即可領取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備註1、2）。
為什麼需要多方供款呢？如果只靠政府稅收不行嗎？歐陽達初表示單靠稅收會有以下幾點問題：「一來若只靠政府稅收作為養老金來源並無法確保其穩定性，二來單靠稅收融資也是變相鞏固目前香港畸形的所得分配不均情形，貧富差距不會縮小、社會氛圍只會更撕裂，三來若不用社會保險，養老金實在難以成為普及性權利，很容易轉向審查式福利。」其實上述所談的「供款」，實際只是將原本向私營基金公司公款的強基金部分挪到全民退保險改由多方供款，是一種從「私營供款」朝向「公營化」的方向。
目前各個國家面對晚年生活保障的趨勢，多參考世界銀行於1994年提出的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分別為由政府管理稅收基礎的社會安全網（第一層）、私營機構管理的強制性供款計畫（第二層）、個人自願性儲蓄和保險（第三層），2005年又增加了非供款性的社會養老金（第零層）以及非正式支援與其他福利計畫（第四層），簡言之，就是每個國家都需要有多層次、多面向的退休保障制度，很難用單一制度就能滿足，若對照香港目前既有的制度，「綜援」屬於第零層補充性質的救助，「強積金」屬於第二層，目前正在爭取的「全民退保」即屬於第一層針對所有長者設計的基礎退休保障。
對「全民」界定的爭論，對「福利」的污名
既然「全民退保」有其重要性與急迫性，那反對聲浪在爭論什麼呢？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是香港的工商資本家，因為重視勞工權益與退休供款意味生產成本增加，為了極大化自身利益當然希望把勞動成本壓到最低；工商界團體同樣也憂慮香港若民主化會帶來福利主義社會，而破壞香港原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但實際上民主化並不必然帶來良好的福利環境，工商界團體也忽略民主政制能有助紓緩市民怨氣，穩定的社會發展、人民有基本保障，才有利於長遠的經濟發展。
另外也有不少右翼本土青年，認為這是拿年輕人的錢去供養老人不符世代正義，但可曾想過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老嗎？每個人會在什麼時間點開始面對生老病死沒有人知道。老人都沒貢獻嗎？現在我們所使用政府撥出的基金就是老人在年輕時勞動納稅的成果。當然，年輕人有些質疑是相當合理的，全民退保會不會幾年之後就倒了？因此，關於供款機制要如何建立、各方如何分攤、如何讓保險永續運作，才更需要依靠專家仔細研究試算而定。而關於「全民」的界定，興起一種以血緣地緣建立起的港人優越、排外本土氣氛，加上香港對個人競爭力的講究，普遍認同以個人成就為主的財富分配模式，人民寧可自食其力也不願共享福利權益。歐陽達初則認為：「界定『全民』其實是個假議題，目前目前許多本土派年輕人口中的『非公民』即新住民，他們多為香港公民的家人，但其實他們佔長者人口比例極低，對養老金的開支無什麼影響」。
筆者並非要香港要走向北歐福利國家的傳統，只是香港需要更多能真正對話的空間，而不是一再製造對立與撕裂。台灣與香港相似，東亞國家福利體制的特點即是國家政府扮演較低的福利角色、經濟成長優於福利分配、著重家庭功能對福利體制的補足、福利提供是選擇性以不同社會屬性群眾產生出的階層性分配。
反觀台灣的年金制度，是依職業別分成「軍公教」及「勞工」兩大塊，軍公教的退休金有「公保」及「退撫基金」，而勞工則有「勞保」及「勞工退休基金」，台灣各個類別的年金並未整合，導致不同職業類別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差異大，再來就是退休年齡過早，目前勞保雖已延至65歲，但軍公教仍是55歲，加上投保薪資計算方式過於寬鬆，每月薪資提撥保費太少，潛藏負債金額龐大，「延長退休年齡、提高保險費率、降低給付」的改革方向，同樣受到各方利益團體政治角力而無法推動改革。
社福制度不是代罪羔羊，應是重要的重分配機制
許多的社會福利政策，其實都是在重新分配因其他制度而造成的不平等，而通常享有民主政體的社會比較具有「重分配的壓力」，最後國家得以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程度取決於各種稅收與福利政策的加總。以下這段話，幾乎一語道破目前香港政治改革與推動社會福利之困境：「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越有重分配的需求，更需要民主體制來進行重分配，普羅大眾越是會表達對政體轉型的需求，但偏偏在財富分配越不均的地方，民主化越難實現，因為來自統治菁英的抗拒越大。」（備註3）
在香港這樣一個以經濟發展主義導向、財富分配極不均又低度社會福利保障的地方，《基本法》裡更直接規範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不可超過GDP的20%，實在有點難想像在香港的生活樣貌，年輕時努力就能老有所終嗎？「全民退保」不只是所得重分配，更是老年生活的風險共攤，這也僅是老年生活保障在「經濟面向」的第一步，香港昂貴的居住成本，增加的醫療需求，不友善的無障礙環境，有些保障甚至是你用金錢也買不起或買不到的。
香港未來長遠的社會福利規劃與保障需要從現在做起，因為不論貧富貴賤，人類都會有基本的共同需求，但社會現實是人生而不平等的，所以社會需要透過一些制度設計讓社會可以更平等一些，這些社會福利制度的存在反映出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願意放棄部分自身利益參與改變，而當一個社會財富分配較平等時、當社會大眾願意參與社會改變，也能促進民主化、成為走向民主自決的條件。
備註3：引自顏維婷〈談民主與重分配－為何香港特首梁振英堅決反對普選？〉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