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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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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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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1)十月革命前這個幽靈已經來到中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共產黨人公開自己的意圖後,這個幽靈就現身,共產黨在中國成立。

二月革命

俄國二月革命剛結束,部份中國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充滿期望,青年人的導航者陳獨秀(1879-1942)於1917年4月,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發表〈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醒〉一文,指二月革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2)

同時,北京大學敎授李大釗(1889-1927)據日本東京《時事新報》於1917年3月9和20兩日的報道資料,於1917年3月19至29日在《甲寅》上連續發表有關二月革命的文章:如19至21日的〈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27日的〈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和29日的〈俄國大革命之影響〉等共三篇文章。(3)

〈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一文認為其對世界的影響,是官僚政治「今已不見容於其國民,然則戰後世界之政治的趨勢,絕不許所謂『新英雄主義』、『哲人政治』、『賢人政治』……存在於世界之餘地。」對中國的影響是「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4)

〈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一文,陳述了二月革命的經過情形。(5)

〈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一文分析了革命的原因,當中包括:新舊思想鬥爭、虛無主義盛行、德國官僚主義的輸入、革命文學的鼓吹、農民困苦、皇帝專斷、官僚反動派的跋扈、杜馬上院右派黨復活、守舊派的反對國會、工黨的緣故、麵包的缺乏等,論及俄國文學時說:「亦即革命文學也,其各種作者無不以人道主義為基礎,主張人性之自由發展、個人之社會權利,以崇奉俄國民生活之內容」。(6)

以上是左傾文人對二月革命的稱讚,但從4月開始,中國各報刊的報道主要用語是:「俄國社會主義流輩」、「抱極端主義者」、「極左黨」,以表達對俄國革命政府的不滿。指俄國「黨派分歧,政令不一。職工與兵卒飛揚跋扈」;報道說俄國前線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會黨均產主義,多數藐視上級命令及棄械潛逃回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鼓動工人罷工,令到俄國內又大起風潮等。一些文人為此心急如焚,認為不宜隔岸觀火,漠然無動於衷。(7)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爆發後第三天即11月10日,國民黨在上海發行的《民國日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臨時政府已推翻」為標題,對十月革命作出簡要的報道。長沙《大公報》在12月6日的新聞欄中,對「俄國政變中心之兵工委員會」作了進一步的介紹。(8)11月23日,政學會在廣州發行的《廣東中華新報》,也刊登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並於11月36日發表短評,預言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將較其他國家為甚。一個月後,《廣東中華新報》發表《李寧(即列寧)勝利之原因》的時事述評,認為十月革命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是最得平民勞動者的歡心。(9)

西南內陸的貴州省貴陽市的《貴州公報》、《鐸報》等報刊,也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刊出〈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俄國過激派與德國之關係〉等文章。(10)此後,《貴州公報》、《鐸報》、《勤報》、《黔風》等報刊,陸續報道十月革命後的情况,介紹了馬列主義的一些政治主張。(11)

翌年的1918年3月,廣東無政府主義的《勞動》雜誌稱頌十月革命,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動問題,其根源就是貧富不均和階級壓迫,而現在俄國已經正大光明的,做起貧富平均的社會革命。又指出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爲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不管俄國如何動蕩不安、或四分五裂,也不理會列寧是失敗還是成功,是好是壞,他們畢竟真正適合了物理人情,也就是真正做到了男女同一樣,貧富一般齊這兩句話。接着的4月,《勞動》第二期發表一純(?)的〈俄國過激派施行之政略〉一文,以俄國無政主義小說家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為例,指俄國人完成的革命是世界革命,是一種社會改革。文章的結論是:這是一個官僚和富人害怕、勞動者和窮人歡迎的革命。(12)同期還刊載〈俄國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史略〉。(13)接着《勞動》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持有類似觀點的短論〈李寧之解剖〉。接着數期的《勞動》繼續發表了,其他一些評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一篇介紹了俄國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出版刊物,一篇介紹了俄國農奴解放的後果,及托爾斯泰和勃列什科夫斯卡婭(Breshkovsktaya,1844-1934)的小傳。(14)

李大釗於1918年7在北京發行的《言治》季刊第三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認為十月革命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陰謀,而是一場真正的政治和社會革命。將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作出比較,認為是同為影響未來世紀文明的絕大變動。指法國革命當日何嘗不引起世人的恐怖、驚駭而為之深抱悲觀,繼後法人的自由幸福,即奠基於此。結尾部份就說:「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 (15)

李大釗接着於1918年11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的另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勝利〉,認為一戰的結朿,不是協約國軍力戰勝德奧軍力,乃是俄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稱讚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驅,布爾什維主義是世界上正進行的以及將進行的革命的旗手。正反映人類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革命的解放運動將會日益深入和擴大,席捲全球,最終導致全球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文章將人道、自由、民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劃上等號。(16)

研究系政治家張東蓀(1886-1937)在北京發行的《國民公報》發表的文章、國會議員孫洪伊(1872-1936)在國民黨上海發行的《民國日報》寫的社論,以十月革命反思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不勝唏噓。(17)認為十月革命是「顛覆新政府」,「使全國重蹈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亦又經驗之,乃較吾國為甚矣」。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蘭西革命之覆轍」,演成此「殺人流血之慘劇」。「俄國過激主義的傳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預防不可。(18)

1919年4月,陳獨秀繼續在北京發行的《每週評論》第十八號發表短文〈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稱讚十月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19)

對年青人的影響

在年青人方面,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1897-1969)則高度評價十月革命,於1919年1月在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創刊號上,羅家倫發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一文,認為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革命,法國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國革命是社會革命。(20)同期,傅斯年發表〈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一文,認文藝復興以來,思想自由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宗教改革,德國首先在這方面進行試驗,使各國在精神上脫離了宗教專制;第二階段是政治革命,法國對此進行了試驗,不少國家根據它的結果重建政府,因而出現了真正的近代國家。這兩種改革,都是人類文明史上應有的發展階段。在這兩種改革之後出現的第三個階段是社會革命,推翻今日的社會,建立理想社會,就是俄國所進行的社會革命的試驗,如果能夠得到一個美滿的結果,那麼人類進化將會更上一層樓。同時指評價十月革命,不應只是着眼於目前的血腥行為,要展望社會革命成功後的世界。傅斯年對十月革命寄予厚望,指俄國思想將來會佔領全世界。(21)

當時年青的毛澤東(1893-1976)從十月革命中看到群眾的力量,於1919年7月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稱讚俄國革命並付以期望,認為「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如匈、如奧、如截(捷克)、如德,亦隨之而起了許多社會改革。雖其勝利尚未至於完滿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滿,並且可以普及於世界,是想得到的。」(22)

毛澤東同期間的另一篇文章〈《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提出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致張起大擾亂,行那没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23)同期的人只有他提出無血革命,稍後他也曾全力推行,最後是走上軍事革命的道路。

以上提及的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黨員,而其餘的創黨黨員,從現有資料來看,未見他們對十月革命有何言論,其後他們的革命活動與十月革命關係,可以說是受十月革命影響的,但應該不是直接的。

對政黨的影響

1918年5月27日,國民黨(時稱中華革命黨)主辦的《民國日報》開始改變對蘇聯的態度,其6月17日的社論首次稱俄國爲「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者爲新派。孫中山甚至致電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1870-1924),對其社會革命的勝利表示極大的敬意。(24)6月22日,《民國日報》公開反對北洋政府跟隨日本出兵干涉俄國。23日,《民國日報》更以頭條刊登出無政府主義者華林(?)所寫的稱頌俄國革命的文章。

7月6日,進步黨北京發行的《晨鐘報》第一次刊載了俄國布爾什維克機關報上的一篇文章,探討俄國所以能夠鞏固的原因。在編者的話中,首次承認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夠在俄國唯我獨尊,無與匹敵,必有其所以存在的原因,認為這多數是因爲它的施政方針合乎民心。(25)上海的出版《太平洋》雜誌一改其厭惡社會主義者的態度,稱讚十月革命是以正義人道的理想爲旗幟。有作者預言:俄國革命「影響世界思潮增進人類福利者,則極無涯量」。宣稱社會主義「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勢,欲摧天而遏折之,勢固有所不能」,一定要細心研究不可。(26)

向來保守的上海《東方雜誌》,也討論起未來世界應當如何準備的問題,認為今日的世界戰爭與階級戰爭,都是貧富不均所致,對策是必須取社會政策乃至社會主義的方法,以改良現今世界的經濟制度。

結論

在十月革命衝擊下,部份日本知識分子即時計劃走出書室,準備革命行動,但未見有即時成果(稍後會整理十月革命對日本的影響)。而中國知識分子尚未能即時計劃走出書室,準備革命,陳獨秀走出書室時,已是二三年後的1920年的事了。

參考:

1) 馬克思等著:《共產黨宣言》(香港:新苗,1998),第42頁。
2) 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醒〉,載三聯書店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三聯,1984),第196-198頁。
3) 守:〈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4) 守常:〈俄國大革命之影響〉,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5) 守:〈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6) 守常:〈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冊(北京:人民,1984)。
7)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猛烈衝擊〉,載《鳯凰資訊》。引:《晨鐘報》(上海:1917年4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1917年4月14日、5月6、19日、6月29日、9月14日)。
8) 〈十月革命的炮響是怎樣傳到中國的〉,載《人民網》。
9)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黨史研究文集》,第1冊(北京:中共黨史,1991),第35頁。
10) 李仲明:《何應欽大傳》(北京:團結,2008),第7頁。
11)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凝固的歷史——歷史的廣角與聚焦》(二)。
12) 德里克著:《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2006),第166-167頁。
13) 《十月革命與李大釗》,《北京檔案史料》(北京:1989年3月),轉引自《蘇聯歷史》(1962年第1期),第166、198頁。
14) 德里克著:《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2006),第166-167頁。
15) 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1984)。
16)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載《人民網•黨史人物紀念館》。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上)(北京:人民,1984)。
17)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第4頁。
18)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猛烈衝擊〉,載《鳯資訊》。引:(張東蓀:〈過激主義之預防策〉,載《國民公報》1919年1月29日;孫洪伊:〈吾人對於民國七年之希望〉,載《民國日報》,1918年1月1日。)
19) 陳獨秀:〈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載三聯書店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三聯,1984),第381頁。
20) 佐藤慎一著:《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2006),第280頁。
21) 孟真:〈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敎育,2003),第109-110頁。
22) 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北京:人民,1980),第83頁。
23) 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一),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北京:人民,1980),第59頁。
24)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第4-5頁;引:《民國日報》(上海: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引:《政治周報》第5期,第11頁,見:《孫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1986),第320頁。
25)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引《晨鐘報》(北京:1918年7月6日)。
26)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2007),引: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同見:《太平洋》第一卷第十號(上海:19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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