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殺無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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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無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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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敵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夠用在常人身上的倫理習俗,都不必和政敵相關。你不必和他講信用,不必對他講禮貌,不必和他說道理,同情心不適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應該慶幸。在何君堯議員那句「殺無赦」掀起爭議之際,周融先生站出來替他辯護了,他說:「如果有人認為戴耀廷是社會曱甴,那麼來一句殺牠死,是不是又要來一次聯署聲明呢」?「社會曱甴」這四字真是可圈可點,從前蘇聯、納粹德國、赤柬,一直到文革時期的中國,這類把政敵比喻為害蟲的說法,在極權意識型態的操作底下,向來不缺。當這類想法廣泛流通,並且得到政權背書之後,公然剝奪政敵或異見者的人權(例如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徹底蹍壓他們的生命,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這種把所有人間德目和常俗一一納在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識型態如此可怖,我們應該怎樣預防它的出現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堅守那一切現代文明世界珍視的價值,理所當然地捍衞使得人之為人,社會之所以織成社會的,那些最基礎又最核心的經緯原則。在這些價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戰的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懷疑它們的必要。因為唯有足夠厚實的底子,才足以讓這個社會避免疫症的侵襲。

然而可惜的是,在過去這麼多年的政治紛爭當中,我卻在反建制陣營的支持者那裏,看到一種相反的傾向。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幾乎在何君堯議員高倡「殺無赦」的同時,一些人在為蔡若蓮副局長喪子歡呼,認為她活該得到這樣的下場。理由是他們認為蔡若蓮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們的敵人;而敵人的任何不幸,都等於是他們的勝利。他們不顧現代社會最起碼的體面,以一種母債子償的古代神話式觀念,去把發生在人家兒子身上的苦痛,當成是對一個母親犯了政治錯誤的報應,然後興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這種言論發佈在一間大學的民主牆上,沒錯,我認為是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不應以獵巫的形式追殺。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要是學生,沒錯,我相信人有知過能改的空間,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須承認,這是確確實實的過錯,錯在它冒犯了我們尊重並且願意用生命去守護的價值和原則。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論者,也都在那幾天受到了懷疑甚至抨擊。其中一種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見是:你同情敵人,你就站到敵人那邊去了。稍知歷史者,當知這類把非友即敵推到極致的說法,恰恰是歷次極權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政治運動裏頭,最具殺傷力的推理。想當年,那些替被迫自殺的老師收屍的學生,也是因此被劃到敵人那一邊去挨鬥的。

此類思路的危險,還不光在它會使人因為要抵抗惡魔,而先把自己變成惡魔。它最大的問題,是在有力摧毀一切價值的意識型態兵臨城下的時候,自己先動手挖空了自己的牆角,使得所有不應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讓那些德目覆蓋的範圍生出例外的死角(因為「對政敵不必講道德」)。這種對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強化自己的體質和免疫力,卻是在中招之前先讓自己病倒。

過去幾年,我時常在這類聲音當中聽到「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說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說說之外,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鋒隊究竟打算要怎麼樣對敵人不仁慈呢?是召喚「皇天擊殺」?還是祈求對手死後「下地獄」呢?相反地,他們目中的敵手卻實實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機器,要是他們真的奉行了一套和這類反抗者邏輯一致的意識型態,非友即敵地掀起一場消滅「社會曱甴」的政治運動,他們可是真能對你下手「不仁慈」的。

記得幾年前,我在此寫了幾篇討論政治與友誼的東西,試圖指出政治立場的是非之外,人間猶有更重大更美好的價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敵友決斷一切其他價值,我們遲早要面對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結局:「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筆不屑這等微弱警告,堅持政治上下不同類的人,再怎麼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們的支持者再把這條線推衍下去;稱對手為畜牲(也就是不具備人的資格了)。如今,當你的對手也開始用上了這種邏輯,比你更加熟練拿它和你唱雙簧,共同侵蝕掉社會人倫的核心價值之後,剩下來的就只能是力的較量了。用施密特的說法,那就是看誰有實力「在肉體上消滅敵人」。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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