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掌控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於十一月四日通過把大陸的「國歌法」加入基本法附件3，特區政府將循本地立法將這個強逼人民尊重那首《義勇軍進行曲》的法例引入，違者被囚。
引入「國歌法」聲稱針對「港獨」行為，包括在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賽事噓那首歌和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或「香港獨立」旗幟。雖則灰記認為香港與中國切割、「獨善其身」的想法不切實際，但不同意港獨並不一定要擁護黨國，更無理由為中共禁制表達港獨的自由，包括禁止向那首歌say no，護航。
事實上，不只一些「港獨本土」派，灰記也曾在港隊主場賽事噓過那首歌，因為討厭中共高壓的黨國體制，因為反感中共粗暴以白皮書扼殺香港的民主與自治，因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是共產黨一大騙局。噓了一兩次後不想傷及喉嚨，抗議方式改為不站立或去廁所，總之就要不當那歌是一回事。
但這種不當那歌是一回事的取態，將面臨被秋後算帳。人大未正式把「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之前，一些中共「護法」說此法要有追溯力，不少香港依附權力者也隨聲附和，最多只表示模棱兩可，完全漠視普通法以至中國刑法都規定刑事罪行沒有追溯力。至於奴才人人表態的「愛國」天經地義，聽到那歌要即時站立等的說話則如疲勞轟炸，令人神經衰弱。在中聯辦強力干預下，林鄭領導的特區政府只會為北京和中港權貴賣力，貫徹「國家行為」，無心亦無力捍衛香港人的自由，期望香港法庭為了人權對「國家行為」作出抵制看來也是期望過高，法庭能堅決排拒此法有追溯力已屬功德無量。
人大橡皮圖章通過「國歌法」納基本法附件3當日，一些團體遊行至中聯辦抗議，灰記舉腳認同他們的遊行口號：「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民建聯／保皇黨那些什麼「沒有國那有家」是百分百謊言，是膜拜權力者的托詞。人類長時期都不需要國家都能生存，部落社會和很多地方的原住民，他們和他們的家園都是被外人以國家之名鎮壓、屠殺和毀滅，被中共背叛了的馬克思主義，其最高目標是國家的消亡，人民至上，世界大同（是否鳥托邦是另一回事）。中共搞民族主義，以刑罰逼迫人民向其壟斷的國家政權下跪，沒有半點道德感召可言。
那些膜拜／依附權力者可能又會再說，歷史上國家的形成都難免涉及侵略和殺戮，國家也需要利用暴力維持統一云云，那個嗜血的梁振英更大張旗鼓揚言以國家名義殺人合法（他忘記了公義得到伸張時，那些下令屠殺平民的政要也要被追究責任。當然，很多專制國家的殺人行為，包括中國的「六四」屠殺，到現在還不能追究，因為公義還未伸張）。其實這些說法，不正正反映國家的暴力和矛盾性質，以及如何殘酷對付反抗/被征服者，什麼神聖、偉大，只是勝利者的語言。而膜拜／依附權力者也妄顧歷史的進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人權保障，這些現代文明積極的要令政權向人民負責，消極的也要質疑和限制國家行為的過度膨脹，傷及人權，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逐政權時，除了槍幹子，不也宣傳民主反獨裁嗎？只是奪得政權後才事事國家政權至上，視人民如草芥。膜拜／依附權力者卻從不敢批評半句。
事實上，當今成熟的民主國家都不會強求人民歌頌和愛護國歌國旗，因為愛國情懷無從強逼。就以美國為例，受壓逼者，包括北美原住民、被販賣的非洲人後代、其他少數民族和受壓制社群，經過不懈的爭取，有較大的空間去表達、去書寫他們的故事，去控訴國家暴力。而美國憲法亦保障了人民有不尊重國歌國旗的自由。當然，現實上對國歌國旗表達抗議要付出一定代價，例如拳王阿里，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兩名奪獎牌的美國跑手，以至最近以下跪方式抗議警方暴力針對黑人的美式足球員，都付出了事業受挫的代價。但至少成熟的民主國家放棄用國家暴力（立法收監）強逼愛國，總算是邁向文明的一小步。
回到噓那歌的場合，十月五日香港足球代表隊主場對老撾，有球迷以噓聲繼續表達對那個國家政權的鄙視。不問情由，只懂刑法壓人的中共便急不及待派出饒戈平，配合無線電視（抑或無線配合共產黨？）指摘噓國歌犯法，要求特區盡快立法及立法後追溯噓國歌行為，充滿白色恐怖。
不過，幾日後香港主場對馬來西亞的亞洲盃外圍賽，球迷並沒有被嚇倒，灰記就見證有不少人依然發出不滿的噓聲。噓聲有來自那些穿上港隊球衣或支持港隊T恤的年青球迷。老實說，近十多二十年很多曾經愛看本地足球的長一輩球迷都轉而追捧外國球隊，這些年青球迷的熱情絕對是熱愛香港的表現，而且100%自發，沒有半點被迫。
為何「愛香港拒中國」？這是中共和香港那些權貴奴才所不願明白的，「愛國愛港」並不必然，一國之內有盛載不了的矛盾與衝突，更何況香港和現代中國從來都有鴻溝，否則就不需要「一國兩制」。故此，「愛港」不「愛國」一點也不出奇。
這些年青球迷，不管香港如何「沉淪」，不管自己前景如何不明朗，以熱愛足球的方式，表達對家鄉的愛，不但觸動灰記，也令灰記想起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1980年代初，很多排拒中國的港人反應。當他們聽到香港會「回歸」中國時，實際至上、「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香港精神」活現，有能力大都移民或當太空人繼續在香港賺錢，沒能力的繼續為生活奔波，絕大部分人對香港前途抱觀望態度，取態被動，只有少數人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但無論取態如何，大家抱著矛盾和複雜心情，抱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和疑慮，「迎接」九七「回歸」的命運。
果然，「回歸」近20年出現了「愛港」不「愛國」，出現噓那歌事件。對此，習慣了專制、「以我為主」的中共卻只會諉過於人，說什麼殖民奴化教育根深柢固，卻從不反省何以在自己主權下的香港，很多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會對「祖國」如此反感，對「國歌國旗」如此不敬？正如他們不會反省自己統治西藏接近60年，為何近年有百多名紅旗下長大的年青西藏人會為自己家鄉的不自由而自焚，只一味諉過已流亡海外接近60年的藏人領袖達賴喇嘛煽惑境內西藏人。
此種諉過於人的心態除了思想懶惰，也頗為愚蠢，如此一來，不正正說明中共的失敗嗎？達賴喇嘛早已流亡海外，英國人早已抛棄香港，中共直接或間接統治的兩個地方，都出現對現政權／宗主國的厭惡，前者藏人以死抗議，後者港人以僅有的自由空間發出怒吼，不是一句外國勢力的陰謀就可以解釋掉的。當然中共會依然故我，繼續以加強（即強逼）「愛國主義教育」和加強「執法」(即國家暴力)對付任何「離心」的表現。這是專制強權橫蠻和愚蠢的邏輯。
年青人「愛港不愛國」的噓那歌事件，亦令灰記想起很多往事。最深刻一次是殖民時代的1989年5月4日晚，在中環的遮打花園有過千人群聚集，當中有不少是穿西裝和套裝的中環上班族。那晚名為紀念五四集會，由學聯主辦，實際是為了聲援剛開始的北京學運。當晚大家至少唱了兩首歌，一首就是現在被噓的《義勇軍進行曲》，另一首則是《國際歌》。
無論《義勇軍進行曲》還是《國際歌》，當年在香港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都是被抑壓／揚棄的聲音—不論是「六七暴動」後傳統左派與主流香港社會割裂，至「四人幫」倒台後「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話破滅，造成大部分港人對與左派掛勾的中國民族主義抗拒與疏離，還是殖民政府一貫以來對左派的防範與擠壓—到後過渡期忽然在代表資本主義價值的中環，由大部分並非傳統愛國／左派人士歌頌起來，的確超現實。
超現實還超現實，正如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所言，「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89年不少港人對《義勇軍進行曲》的愛，其一是緣自中國「文革」鎖國後相對開放的面貎，例如願意向先進社會學習，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相信很多港人都曾是當年中國女排的粉絲，1984年洛杉磯奧運中國女排奪金，很多港人為五星紅旗的升起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演奏而感動不已。
其二是1980年代中國的文化復蘇，無論文學、電影、戲劇等都有探索精神和不少佳作，與「文革」時期只有8個樣板戲不可同日而語，文化中國的魅力亦「迷倒」不少香港人。當然，沒有人忘記中國仍是一黨專政，共產黨掌控一切的國家，香港人與中國異見人士串連會付出沉重代價，劉山青就因此在大陸坐了十年監（他算不算香港的政治犯？），但同時共產黨體制內外都出現改革思潮，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最後鬱鬱而終的黨總書記，都是被「太上皇」鄧小平玩弄、沒有最終話語權的改革派。怎說也好，1980年代是港人對中國改革最充滿期待的十年，無論今天一些「港獨本土」派如何批評當年學生鼓吹「民主回歸」，都不能抹殺「民主回歸」的邏輯，或曰願景，倘若中國的改革朝民主自由繼續走下去，一個真正民主自治的香港也不難實現。
1989年，香港人全民支持北京民運，多次數以十萬計，以至上百萬人的遊行集會，不正正是這樣的心態驅使的嗎？1989年5月4日晚遮打花園高唱的，不論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還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不也是港人對中港命運共同體的一次在地呼喚嗎？說愛國，也有一個dual含意，港人對中國有願景，因為對香港有願景，這是一次自發和真摯的「愛國愛港」情懷，不是今日中共硬銷那套膜拜政權的「愛國愛港」硬任務。
當然，對中國的願景落空，香港「一國兩制」的願景也變形、扭曲。而「八九六四」成了很多中年以上香港人和中國內地人心中的結，只是香港人還可以選擇每年抒發心中的鬱結，內地人要抒發的話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
「八九六四」的槍聲標誌中共拒絕朝民主自由的道路走下去。隨著中國經濟上走資，政治上繼續專權，搞其共產黨（現在則是習近平）掌控一切的官商資本主義，「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八九民運經常聽到的《國際歌》都仿佛消沉起來，轉而訴諸民族主義，或曰黨國主義的中共，則更倚重《義勇軍進行曲》（在「革命」狂熱時期的「文革」，不但此曲的作詞人田漢被批鬥致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更是被禁止的聲音）。然而，多少港人對這首歌「百般滋味在心頭」。灰記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民族主義並非共產黨的專利，灰記又想起受反共父親影響的親國民黨童年，想起國共兩黨在香港爭逐「愛國同胞」的1960年代，共產黨標榜為工人和基層打拼的愛國主義，國民黨則標榜維護傳統中國，共產黨自命進步，因此能取代腐敗的國民黨。而灰記長大後在外國受左翼思潮啟蒙以後，對中共和毛澤東曾短暫「著迷」，但大部分時間都採批判態度。正所謂批判與盲目反共之間有很大空間，80年代同情以至寄望共產黨內外的改革力量乃人之常情。而反對殖民主義乃作為左翼的基本倫理，不可能戀殖以至支持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更何況殖民統治者從來不會真正承擔道義責任，把香港人視為其需要問責的公民，一些「港獨本土」派流露的戀殖情結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對內地人的抗爭不聞不問，只因他們不是「香港民族」，亦顯得思維狹隘。
話雖如此，在「人民高於國家」、「人權高於政權」的前提下，無論「港獨」訴求，還是噓那歌的行為，都沒有值得非難之處。而無論「國歌法」，還是對不同政治反對派的逼害，都說明香港民主無寸進之餘，更是倒退至準威權狀態，1980年代港人的恐懼與疑慮，因為「六四」的槍聲而終歸變成現實。然而只有那些被恐懼蠶食心靈者，才會與權力膜拜／依附者同流，忘記歷史，忘記港人對那首歌的愛憎關係，忘記「一國兩制」的矛盾與複雜，忘記港人自主自治的正當性，完完全全向「國家」的「統一意志」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