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我，人們大量關注岳昕事件甚至外媒也積極跟進，會不會反而對岳昕不利，導致當局更加覺得要抹殺這個人以儆效尤？
這個問題經常被問，也著實困擾著不少人。一直有論調說，03年反廿三條立法大遊行是港人親自引起當權者的焦慮以至於開始想要把權限收緊；14年雨傘運動也有人說，要不是人們把事情搞那麼大令中央無法下台，普選說不定早實現了；甚至關於六四也有人說，是學生運動親手導致剛出現的民主化苗頭被扼殺。去年民主牆事件後，有幾個來自台灣的年輕學生也問了我相似的問題——我們關注中國被政治打壓的人，會不會反而害了他們？李明哲事件中，也出現大量針對其妻李淨瑜的言論，指責她為丈夫四處奔走揭露事件，「搞大件事」，反而是害了自己的丈夫。
不出聲保（自己或他人）平安，甚至在一些事件上譴責那些呼籲關注的人是害了當事人。結果就是間接幫助了黨減輕壓力減少顧慮，而黨沒有了壓力、下得了台，就一定會寬大處理嗎？或許人們只是希望當下這一個人能夠平安回來，這無可厚非。但我們是否要用一種犧牲下一個政治犯的方式來幫助這一個政治犯？是否要付出根本上消解公民社會的代價來換取並不一定會有的中央的「赦免」？
我相信，更多的人關注和抗議，才是對當局最有效的制約。而某朋友說，當局有可能當下不情願地放人，但懷恨在心秋後算賬。
誰都怕秋後算賬，誰也不能保證沒有秋後算賬，但如果僅僅因為怕秋後算賬就主張不關注、保持低調比較好，那還不如一開始就勸人們不要為了心中的正義挺身而出，以免秋後算賬。問題是，這是我們想要的嗎？——所有人都不出聲，出聲了也得不到聲援和關注，關注者卻被說是在害人。真的存在一種方法能夠又聲援被打壓者又不觸怒中央又不會導致秋後算賬？大家心裡都清楚是不可能的吧？這幾個條件本身互相是矛盾到難以共存的啊⋯⋯那無異於藉口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來合理化自己的沈默，甚至要求他人一齊沈默來減輕罪惡感。
我想岳昕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因為她相信心中的理念是值得大聲說出來的吧？她不會為自己的理念和行動而感到羞愧的吧？她並不是因為衡量了所有利弊得失、分析了一系列選項，確保自己安全才做這個決定的吧？那對於這樣一個忠於自己理念的人，如果我們真心關心她也認同她的理念，我們應該用什麼來回應這無私的義舉？最起碼，對這樣一個站出來的人，我希望其行動所彰顯的理念能有更多人因此而共鳴與堅守，而不是運籌帷幄一番之後，從風險管理的角度出發叫別人放棄、沈默、不要像岳昕一樣堅守並實踐自己的理念。
要知道，以為自己能在與龐大政治機器的對抗中進行軍師般的運籌帷幄，為民主大業點將用兵，與強大敵人鬥智鬥勇，這根本是個幻覺。除非一個人的信息渠道異常發達，可以快速收集到各種內部關鍵信息，對各有影響力的人士都有深入的了解。但這樣的人就算有，也不會是你和我。所以我們不需去做這個軍師的角色，我們也做不了。我們要追問的問題不是到底plan A、plan B哪個才萬無一失，而是我們自己到底相信什麼，我們在生活中和每一個抉擇中有沒有貫徹這個我們自稱的信念，我們為了自身的信念願意付出的最大代價是什麼⋯⋯
自由的空間，不進則退，因為當權者約束自由的強大外力不會停止，不會因為你站在相對安全的界線內就彼此相安無事。今天的界內就是明天的界外。之所以今天仍有相對「安全的界內」，不是因為當權者的施恩，不是因為和當權者達成了契約，而是因為直至今天，仍有人為了所有人的福祉和尊嚴在與當權者對抗。每推進一步，對抗的前線便成了新的界線，他們身後的空間便成了新的界內。
不要以為強權下的抗爭是一種彈藥，今天不用、明哲保身，可以存到明天雙彈齊發、戰略性擊倒。抗爭其實是一門武術，今天不用，等到明天需用時，發現已經生疏甚至全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