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年北京大學邀請龍應台到校演講，但卻抛出一個非常歹毒的題目：「中國夢」。龍應台說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龍在演講中談到自己走過的路。五二年出生。上幼稚園時，學校教唱《反攻大陸去》。每間小學，一進校門便會看見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她提到零六年百萬「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夜空飄著大氣球，每個氣球上面寫著禮義廉恥其中一個字，她說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廣場開小學同學會。
上中學了，十一、二歲便要背誦蔣介石的名言：「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
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七九年台美斷交。龍說：「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她說這海島曾是父母輩的「異鄉」，現在卻是孩子的「故鄉」了。
七九年在美國讀書，龍說：「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她說她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她在美國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共匪」──這個來自大陸的人說「我是湖南人」，龍接著被問，「你是哪裏人」──那一刻，龍應台終於明白──「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龍應台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件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馬來西亞有很多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滿腔熱血想去投效祖國，很多人怕父母反對，索性離家出走到大陸去。這些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到大陸後，正好遇到五○年代大陸全面開始三反、五反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一下子掉進了這個巨大的火坑。」在殘暴邪惡的政權下，一個個單獨的個體，只能像一片片無根的浮萍，無聲無息地被吞噬。
大時代啊！我們正面對一個殘暴邪惡政權下的大時代──我們要向這政權爭取民主自由；七千多個兄弟姊妹被捕；無數青年給黑警毀了一生──我們不割席──我們要報仇。
最近寫了一首詩，叫天佑我城（和桂源鋪）：為民主西跑東奔，香港青年捨命喧；走到正邪風浪口，前鋒原是小漁村。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走過殖民時代，走過廢柴基本法，走過血和淚的覺醒，走到黑暗與光明交戰的最前線。如何去認同一個殘殺我們年輕人的政權是我們的政權；如何去認同一個殘酷鎮壓我們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權是我們自己國家的政權。
原來啊，我是香港人！我並不是中國人；我並不是中國香港人；我並不是香港中國人；我並不是湖南人；我並不是新會人──我是香港人。除了我是香港人外，要是我只是上面其中一種人，我只會是一片無根的浮萍，給殘暴邪惡的政權無聲無息地吞噬。只有是香港人，才會站在一起為香港奮鬥。
龍應台說：「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 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文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