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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洛:似曾相識的匈牙利「肉湯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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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8-07
思潮

「那些不反對我們的人民,就算是我們的同路人吧!」匈牙利共產政權領導人JanosKadar

匈牙利人民平時處事踏實低調,在逆境中咬緊牙關,接受現實,甚至有時會沮喪怕事得悲觀宿命。電影《布達佩斯之戀》(GloomySunday)中那個鋼琴家的悲劇角色演活了匈牙利這個歐洲小國的個性:沉實自信,擁抱理想,高尚而感性,卻不期然地散播着濃厚的悲觀主義。

曾特首及其夫人近日一連串親民公關攻勢,有助刺激一些「感覺新鮮良好」的即時心理反應。既然有了一個和藹可親的領袖,為何截聽條例、區議會改革、普選進程等課題就不可以放心交給他去辦呢?形象工程師為獨裁者粉飾施政,非香港首創。匈牙利式的「肉湯共產主義」(GoulashCommu-nism)的經驗可作參考。

在二次大戰後匈牙利完全落入了蘇聯手中,史大林運用他稱為「沙樂美腸策略」(salamitactic)的招數,透過威迫利誘、滲透分化的權術,將本來獲人民擁護的黨派分化,逐一剷除。匈牙利人民在恐懼中接受共產主義這「既定事實」。在東歐多個民族中,波蘭人民天性樂觀而且好勝,面對共產政權的專橫無理,有勇有謀,遇強愈強。相反,匈牙利人民平時處事踏實低調,在逆境中咬緊牙關,接受現實,甚至有時會沮喪怕事得悲觀宿命。電影《布達佩斯之戀》(GloomySunday)中那個鋼琴家的悲劇角色演活了匈牙利這個歐洲小國的個性:沉實自信,擁抱理想,高尚而感性,卻不期然地散播着濃厚的悲觀主義。

但奇怪的是,匈牙利卻不時予人「平地一聲雷」的驚人震撼力。

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民見到鄰國波蘭同期的修正主義改革路線,激發起求變之心。當權者仍在猶豫應不應讓「民族共產主義者」的納吉(Nagy)復出之時,首都布達佩斯的學生已經發動了反蘇、反共的群眾革命,而且一呼百應。在全民求變的浪潮下,甚至連匈牙利共產黨和軍隊也在加速崩潰,可見這勉強輸入的制度是何等脆弱。更不可思議的是,本來是走「溫和派路線」的納吉和卡達爾(Kadar)也加入革命行列,掌權後不久竟自行宣布結束匈共專政,恢復多黨政治,宣布匈牙利脫離華沙公約軍事集團,要求蘇聯撤軍,同時向聯合國求助。蘇聯擺出願意談判的姿勢,實則在境外集結蘇軍力量。經過數日的激烈戰鬥後,把革命血腥結束,保住了一個不受歡迎的共產政權。

匈牙利式曲線民主進程

兩位革命「領導」的下場迥異。納吉先被誘補,兩年後被處決,遺體長埋在市外一個沒有名字的「301段」墓地。在人民的記憶中,納吉由共產黨人變成民族英雄。相反,卡達爾則再次變臉,願為蘇聯收拾殘局。他的鐵腕政策師承大獨裁者史大林,不下數千人被補或被殺,有20萬人逃亡海外。

有了莫斯科和蘇聯紅軍支撐,卡達爾在1961年站穩陣腳後就揚言:「那些不反對我們的人民,就算是我們的同路人吧!」此後,卡達爾政權不時表現出一副和善的專權者容貌,鼓勵人民透過「第二經濟」以補國有經濟的不足,致力滿足人民的「溫飽權」。當時有西方觀察家作出錯誤的結論,稱讚匈牙利展現「自由主義」的作風,視卡達爾政權為以民為本的「肉湯共產主義」的佼佼者。

可是,卡達爾的忠告實質是「白色恐怖」的延伸。說穿了,是倘若還有人不識時務,挑戰他的權力、共產主義及其後台蘇聯老大哥,便得「好自為之」。被人民視為「叛國者」的卡達爾,實行「朕即法律」,不必再面對自己變臉的歷史。國家機器從不間斷地大力辯解1956年的國恥,確保人民接受現實和保持政治冷感。匈牙利人民親身經歷的不是政治學者一廂情願地想像出來的「軟性威權」(softauthoritarianism),而是毫無原則、口甜舌滑的政權。

卡達爾的管治思維其實只有兩條:第一,只要有利於鞏固他的權力的,第二,只要蘇聯高興,或起碼不會令「上頭」不安的,都可以做。

卡達爾時期對「民間力量」亦有所防犯,態度絕不友善。為削弱反對力量的聲音,官方(安全)渠道亦有樣學樣,讓人民探討同類問題之餘,都曉得在卡達爾所設的界線前止步。自我審查、高舉「專業」而對官方立場含糊其辭,遂成為怕惹上麻煩的讀書人熟習了的「自衛術」。

跟捷克的異見人士景况相似,匈牙利的反卡達爾的組織鬆散,但其道德力量強大。而反對聲音又分成「左派」的城市(多為猶太裔)知識分子,和「右派」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早於1980年代中期,當地有兩份主要的地下刊物和三家地下出版社。匈牙利的反對力量已具有多黨政治的雛形,可是仍談不上有任何群眾基礎。匈牙利的民主反對派的抗爭思維只有一條:「只有一件事情在匈牙利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沒有什麼是可以肯定的。」明乎此,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測試卡達爾政權的底線,並劃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空間。

1988年,卡達爾政權最終也隨着其本人老去。看見波蘭的圓桌會議的成果,匈共黨內各派系亦爭相在人民面前當起「真正的改革派」來。匈共先為1956年的革命平反,由「反革命」從新定性為「愛國、反寡頭統治的群眾起義」,繼而為納吉及10月革命的死難者舉行國葬。至此,再沒有人能夠阻止匈牙利人民尋回自我的合理要求。匈共自行推動民主改革,主張比波蘭還要激進的立即全面普選國會和總統一職,主動邀請各反對組織談判,企圖走在對手前面,維持其主導地位。匈共及其對手不曾問民主的匈牙利會不會帶來經濟不穩,會不會造成什麼福利主義。他們也十分明白低度發展的民間社會和政黨政治是不民主政治的結果,亦只會隨着匈牙利民主化才有更大的改變。

至於匈牙利知名文學家、異見分子哥爾殊(Goncz)就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很高興能夠在我有生之年見到一個(政治)災難的結束。然而,我同時盼望能在下一個災難開始之前就壽終正寢。」他後來成為後共產時期第一任總統。

回到香港,今年「七一」大遊行以「平等公義、民主普選」作號召,針對「董落曾上」後仍未解決的政治困擾和社會危機的源頭。畢竟,民主,是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當權者或精英分子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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