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斯高調另撰一文回覆，教我如何敢當？

閣下大作《歷史的真話與空話》的「糞桶對洋槍」例子，通篇觀之，僅屬區區引子，重點在據此申論現今中國政局。戰術依附於戰略，戰略依附於政治與經濟，拙文並未視上述各項為互不相干（ie. 樹木以光合作用產生氧氣供人呼吸，樹和人當然相干，但樹是樹，人是人，不可混淆。戰術與政治，亦作如是觀）。問題是，鴉片戰爭年代的政冶思想糾結，可否直接看成廿一世紀中國政治要害？兩者的性質是否一致？竊以為彼此大不相同，再作類比亦意義不大。

糞桶對洋槍之策獲採納，固然可表述為舉國上下民智未開，並進而引申「為政者也聰明不到哪裡去」。但這件事本身要旨在於當時中國社會尚未進入除魅階段，歸根究柢乃工具理性不彰。待國人意識到船堅砲利之重要，清末已有大舉引入西方軍械技術之舉，到五四高舉「賽先生」，胡適斥罵「玄學鬼」，乃至鄧小平以實用主義之名走資，推行四個現代化，凡此種種，足證這一百年來中國奉現代性為圭皋，將工具理性捧上神檯，發展與工業化從來都是主流論述。今時今日，中國技術水平高不高是一回事，然而還有多少人會相信土法煉鋼有效？更別說有多少人會相信大糞可以擋子彈。用頭髮造豉油，旨在行騙斂財，無人會放心吃的。

好了，讓我們再看看廿一世紀中國有甚麼問題存在。周正毅陳良宇等等貪官一個接一個，太石村事件揭示地方自治路途艱險，外商設廠剝削工人，怒江建水壩毁掉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的「三江並流」生態，中國加入世貿以為可以從中獲益……諸如此類的實際問題，是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現代化」，又或者所謂客觀中立的「工具理性」就可以解決？抑或是這種「現代化」有份催生種種問題出現？

觀乎兩篇大作，史料考據有之，當代實例則從缺。薩依德曾批評東方主義將中東本質化，視之為從古到今毫無變動，繼而用千百年前的宗教文本套在當代政局強作解釋。與其用「民族靈魂」之類的詞彙大而化之，何不落實於眼前人民面對的困境，作更具建設性的演繹？

說到底，閣下上一篇文章旨在點出鴉片戰爭年代的中國的甚麼問題，又旨在點出當代中國的甚麼問題？兩個年代的問題相同之處為何？還望早日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