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時候開始，教學語言成為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這也許要待高等教育專家的研究。但國際性是大學的基本精神，從大學理念誕生時就已經存在。
「西方的大學傳統，一開始就包含了國際化概念。Universitas這個字，意謂所有學者與學生走在一起學習、研討，不只針對本土領域、不為單獨的文化服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張燦輝說。
「大學」本身已包含國際化概念
他解釋，大學最初只是傳授、發展知識和研究的地方，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開始追求學習、教學和研究自由，不受政治、宗教力量干預。二戰之後，知識分子、哲學家反省大學的角色，認為不能只專注學術，還必須關心社會、政治、文化，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思培（Karl Jasper）便持這種主張。發展至今日，大學既是研討理論、追求理想之地，亦為社會、為世界培養人才。張燦輝續說：「所以，大學的觀念一開始就是國際化的，知識沒有國境、邊界。好像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在蘇黎世和美國都有研究者，不只屬於中國。這當然和中國古代的經學傳統不一樣，但當大學制度進入中國文化，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之後，仍然保留了國際化的元素。」
張燦輝以中大哲學系的老師背景和學術活動為例，具體說明學系的國際性。該系的老師，留德的固然不少，另外也有來自法國、美國、加拿大和內地等。學術活動也甚為頻繁，範疇集中於儒學和現象學，例如去年底曾舉辦「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儒者－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國際會議」，今年五月將舉行小型會議，紀念沙特出生一百周年，十二月將與中大、港大建築系合辦現象學與建築的國際會議，亦將參與在秘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現象學會議。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去年底亦出版學報《現象學與人文科學2004》。學報以漢語為媒介，張燦輝解釋：「這方面的中文學報比較少，同時，這份學報的對象並非抽離的英語學術界，而是要面向漢語世界。」
他補充說，中心亦有以英文編輯專著，如另一本現象學論文集《Space, Time & Culture》便是一例。
雙語傳統 不可輕廢
這方面的內容才是大學國際性的真材實料和真憑實據，但正如張燦輝說，最近有關「大學國際化」的討論均不在此列，主要是收生問題，與大學面向全球化的關係更密切。在這問題上，他強調中大的傳統和學科性質：「雙語、雙文化是中大獨特之處，不可放棄。我想，抹殺中大傳統是沒有人願意的；同時，若不開辦中國哲學課程，或者用英文教（中國哲學），兩者都不可能，這也很容易理解。」
他續說：「用英語教學，不等於就是國際性的大學，這更不言自明。當學科涉及文化內容，不用那種最適當的語言教學，更會削弱學生的競爭力。」這其實不獨針對文學院，社會科學院中一些與文化、生活關係密切的學科，亦可作如是觀，像新聞系、社會工作學系等。
張燦輝認為，中大英語教學的政策對哲學系影響不大，因為來求學的海外學生，都看準了中大哲學系在中國哲學和儒學的優勢，必然具備一定的中文根底。被問及取錄這類學生，會否因為沒有特別開設英語教學組別而受阻，他回答：「我們的條件是，如果這些外國學生能用漢語，為什麽不能取錄？來不來讀書是由學生自己決定的。」所以，他不認同哲學系拒收海外學生的說法，並且指出這方面的收生機制一直存在。 當全球化大趨勢和大學根本使命混為一談時，隨着科技、商業發展而被邊緣化的人文學科，卻較能在自己的陣地上保持清晰的思路。
英語具優勢 水平須提升
當然，作為一種溝通語言，英語仍然有最大優勢。張燦輝憶述，2001年哲學系和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合辦的「現象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不採用以往分班研討的方式，而全用英語，儘管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其實不多：「在這情況下，英語是溝通意念的工具，但在英國文學或中國哲學的教學上，語言卻不只是一種工具。」
令張燦輝更擔心的，也許不是來勢洶洶的英語教學政策，而是英文水平普遍下降，這應歸咎於左搖右擺的教學語言政策。他說：「的確，我在中大讀本科時，超過大半同學以英文寫功課，現在一班五十人的同學中，能這樣做的可能不超過十人。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想方法加強英文思想、寫作的能力。」
但當然不能就此抹煞母語教學的重要性，將教學語言「全盤西化」：「英文作為語文和一教學語言並不相同。我們以前讀中學時，用英文讀中國歷史，有其歷史原因。目前尚有很多人認為不用英語教學，英文就不好，事實上並非如此。到了大學，我們的學生應有能力駕馭兩文三語，校方亦有責任確保他們有機會接觸（兩文三語）。」
加強英文能力，堅持雙語傳統。張燦輝的立場，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比較清晰的方向，讓關心大學教學語言問題的人士一同思考。
李婉薇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