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來 寫於 2007年12月30日
天星事件由零六年發展至零七年，我覺得最意想不到的，就是發現香港人對社會反思和公義是如此渴望，公眾對我們這群人的出現既好奇又興奮支持。但在贊成和反對的爭議之中，我們發覺公眾的參與是無力得叫人心痛。
曾經有無數的市民甚至是當值的公務人員，他們都曾經很熱情的向我們的行動表達支持甚至感動，也認為我們都代他們做了一件他們很希望做的正確事。但當我們鼓勵他們也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意見時，他們卻只能無奈地看著我們。
同樣地，反對的市民除了在網上以重複的字眼去行動者外，他們甚至找不到論據去說服我們停止行動。為甚麼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不懂得怎樣表達自己呢？我們的思想感情和行動身體當中的距離究竟有幾遠呢？我們的肢體和全部空間，在香港的社會是否正在消失呢？這很大程度和香港社會發展經濟之時，對文化發展的忽略的錯，直至今天，他們連表達自己的能力，都消失了。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市民大眾，幾時開始關心天星事件？其實爭取保留天星的行動，早在零六年七月已經展開，但直至十二月，直至在市民無可奈何的情況闖入地盤，事件才得到公眾的關注和報導。更有趣的是，討論經常以「暴力」二字作為事件的分析點。因為事件發生到市民和警方有很多充滿電影感的動作場面的出現，但討論對於暴力兩個字的構成的理解是很弱的。「暴力」一定同時要有「施暴」和「被虐」兩者，如果天星事件真的有暴力成份的話，試問哪一方是施虐者？哪一方是受虐者呢？他們的前因是如何形成的呢？
天星事件在一九九九年一直有人反對，但反對聲音一直不被尊重和被排於建制之外。今至發生鐘樓事件，我沒有看到政府處理的手法是理性的。事情發展至今，我們如何能作出理性的反應呢？而理性的反應，是否一定以受害者姿態般沒有「動作」的呢？
我們香港政府一直喜歡以國際都會自居，生活於此，我們的國際都會文化內涵究竟是甚麼？我聽到很多朋友曾經叫天星做「本土意識搖籃」，或者今次的行動，應該叫「本土文化學習的第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