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憲冠
安徒說我跟他是約莫同期的同學，真是愧不敢當，我其實一直以他為可敬的學長，並非能與之平起平坐的。不過，我們「都有頗長一段日子以『中大理想』作為自己的理想」，倒應該算是事實。然而，安徒也許早已反省到「民族回歸」上面去了，只是我至今仍然堅持這一點。至於「今日要認清的是，這是一種在甚麼前提下形成的理想，以及，那究竟是誰的理想」，我並無異議。我給《中大四十年》寫過一篇文章，涉及有關問題，忝列安徒鴻文《廢墟中大》之後，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讀。
我大概要來裸露我的靈魂了。
也許因為年事漸長，看事情也就疑心越大。隨便舉個例子，我從小即已知道香港是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可不是嗎？每逢到大陸探親，一比較便瞭然了，我們鬼佬鬼婆比人多，我們還會說英語呢。但是，大家只須清一點，便不難發現這種「中西文化匯聚」的說法，其實製造了多少迷障。安徒愛引述魯迅談香港的幾句話：上面是洋人主子，下面是一群奴氣的同胞，底層則是辛勤勞作的人們。「中西文化匯聚」大抵便是處在中間的高等華人的事情，因為他們可以穿梭於鬼佬鬼婆與華人社會之間，英語中文均無障礙。這幅圖畫，到現在已經大為轉變──主子換了，而奴氣的同胞更多，辛勤勞作的人們彷彿更辛勤了。
香港是近代中國國恥的開端，中華民族在其後一百多年，飽受西方列強侵凌，幾至亡國滅種。因此，我們又有了「民族的苦難」。然而，這其中有多少是帝國主義的罪惡，又有多少是我們自招的呢？尤其所謂的「中國」，不過是近代才形成的觀念，是在所謂「西方的挑戰」之下的產物──我們得趕快建設成現代國家，以禦外侮。「中華民族」也很令人疑惑，元和清兩代，實施的是種族統治，而且是血腥統治，漢族統治的時期，則與「外族」戰爭不斷。「五種共和」好像是孫中山先生才提出來的。
由此觀之，「中國文化」也就十分可疑。我的感覺是，「中國文化」是一種逆向構造，即以非西方文化來界定自己，以期在面對西方文化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身份。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傳統文化成了攻擊的對象，中國的悲劇似乎要由傳統文化負上全責，然後是五四的推波助瀾，繼而下開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於是，「中國文化」與反傳統相頡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不相容。
信仰往往比懷疑更難。語言後面，波譎雲詭。倘若其中僅含虛幻，倒也易辦，難就難在虛幻中含著真實，真實中又含著虛幻。語言那麼單一，而現實那麼辯證。所以，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否定一切，走向虛無，一是擇善而從，擁抱現實。還是魯迅的說話：「無論愛甚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
我的小學和中學都在一間英文書院渡過，前幾年香港政府推行母語教育，其後不久，又另列出一百間特許英語授課的學校，我的這間英文書院，幸亦不幸，即廁身這百大之中。那時和幾個校友聚頭，談起這事，他們竟異口同聲的說：「掛羊頭，賣狗肉。」
其實，持平的說，我的這間學校，老師的英語水平並不差，在十多年的中小學裏，我也的確遇到過好些英語了得的老師。我還記得，在中學階段，一周四十八節課，英語一科獨佔了十二至十四節，而除了中文和中國歷史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語教授。我們接觸英語的機會不可謂不多了，然而我們的英語是否就很出色呢？不錯，的確有很多同學成績優異，不少還進了香港大學。有的同學現在是醫師、律師、講師。只是我時常記得當年在課堂上有這樣的一幕──大家想老師用中文把授課內容講解一遍，結果老師徇眾要求破了戒，同學竟然鼓起掌來了。在我們心智發展最為強勁的階段，英語消耗了我們多少時間和精力。我的同學現在無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如果你跟他們談甚麼語教育，他們大抵一時無以回應，因為這對於他們是不言而喻的。我算是同學之中運氣較好的一個，因為還不至於命喪在那個教育制度裏，但有更多的同學他們彷徨沮喪的面目，卻還是歷歷如昨。精英份子是脫穎而出了，然而更多的人卻是陪著一起作犧牲。
近年，大凡聽到人家討論問題，沒兩三句，八九不離十便要來「反省」，這樣下去，只怕我們都要變成「反省的巨人，戰鬥的侏儒」的。而香港也是十分奇特的，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會尊重少數，然而卻不尊重大多數。香港有百份之九十以上是華人，而大多數是在陪著精英份子作著犧牲。因此，不管「中大理想」是「誰的理想」，我的意見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祉。
我不知道「雙語並重」、「兩文三語」是甚麼東西，我在這裏申明我的立場，我的主張是「一文多語」──「一文」是中文，「多語」是一種以上的外語。
我已經不清楚中大「國際化」問題的情況了，而我一直不以為問題應該局限在中大的範圍內考慮。因此，我有幾點看法：
（一）與中大戰：中大的「國際化」是垃圾，增設英語授課組別不但沒有文化自覺，連「雙語並重」的意識也付諸闕如。我認為，應該提出「一文多語」，與「親英派」、「親國際派」針鋒相對。如果中大校方強硬推行英語授課，大可考慮開展「不合作運動」──你說英語我照聽，我說中文你也沒我奈何。
（二）與社會戰：中大的問題首先涉及其他大專院校，不知道為甚麼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竟然沒有聲音。如果中大人認為他們所堅持的中文是毫無疑問值得堅持的，那麼便沒有理由將這中文據為己，卻應該推而廣之，聯同其他大專院校一起奮鬥。
社會上抗拒中文教育的勢力很大，語言政策為商界所主導，政府左搖右擺，董建華去後恐怕連鄙陋的中小學母語教學也不容易維持。然而，政府政策對於人心所向始終是一種宰制力量，長遠而言無法不指向政策。
中文在香港雖然是法定語文，但卻受到種種歧視。中大人拿出大學條例與校方理論，採的是守勢，但對手的籌碼似乎不少，中大人的籌碼卻不知有幾多，要看對手的底牌唯有增加本錢，否則他一擲千金，你便要鎩羽而歸。平等機會委員會是否一個可行的途徑？語言歧視有沒有可能立案？
早前有人在獨立媒體轉述了壹周刊所載的一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提到有些「中環人」不滿中大學生會，要把學生會幹事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涉及幹事們的人權，這種事情不知道私隱專員會不會理會。即使不要求「中環人」交出有關的個人檔案資料，也應暴露這種人的醜惡咀臉。我有過一個經驗，某專欄作家曾在其欄內寫到王丹母親，說她其貌不揚，不過一個家庭主婦，語帶譏刺。我於是傳真到報館，告訴她王母是知識份子，北大畢業，研究中共黨史。過了幾天，作家在專欄裏半遮半掩的給人家恢復了名譽。有用的，寫信傳真，都有用的。
（三）與自己戰：不要讓人看扁，鞏固中文基礎，除了英文之外，至少多學一種外語。倘若還在學，不妨就著自己的學科範疇，試做些翻譯，給自己製造文化撞擊，國際化可以由腦袋開始。
我期望第二次中文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