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5

實在不喜歡這條片將六七那樣片面和輕率地處理, 尤其是香港社運界(尤其是年青的)對六七還沒有一套整全的理解和詮釋, 六七年發生的, 表面上的確是暴動, 但肯定不是整場運動的全部吧

我不否認六七的確演變成暴動，亦不否認殺害林彬是暴徒行為。但將這些事件當成是六七整個騷亂的全部，既不嚴謹，對某些參與騷動的群眾來說，也不公平。


六七事件的歷史和評價雖然仍有很多各派說法，但起碼共識是六七事件的起點是新蒲崗人造花廠的工潮。資料指工廠當時減工資、不許工人放假、剋扣工資等，更解僱大批不滿的工人，明明白白便是剝削行為。大批工人自發搞工潮，要求與資方談判，工會是隨後介入的。後來防暴警察強烈鎮壓，媒體的抹黑，觸發整個論述由工潮升級至「反英抗暴」，但無論對此認不認同也好，港英政府漠視工人訴求更鎮壓工人運動，是不爭的事實。


意識型態上的爭拗，是後來運動演變才出現的，如要探討歷史，其實未必需要深究，因為左派說法會將群眾說成「愛國同胞反資反殖」，而右派或不支持的說法會將騷動說成群眾無眼耳口鼻的「受文革和左派煽動」；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左派論述，包括一些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論述，是後來才在為了形塑工人集體抗爭意識中出現的。工潮的起點始終是關注工人的待遇。
人造花廠工潮後，很多形形式式由工會領導的抗議活動持續出現，而很多在徙置區和以青少年作主體的騷動亦因應抗爭氛圍而陸續無組織地出現，如果說這些騷動沒有一定的社會問題作context（回應港英政府管治），而是純粹被煽動去做出暴徒行為，實在令人難以信服。林彬之死，及「鬥委會」的成立，亦是騷動後來發展中的事，以當時的形勢來說，林彬之死相信不會是左派工會有組織有預謀之下的行動。


我無意本質主義化，說凡工人抗爭為起點的騷動一定好一定值得支持，我卻覺得必須指出香港主流對六七的說法仍然是狹隘和有既得利益色彩的。假如我們關心香港工人以至基層運動，甚至本土意識和歷史，都不能不重新審視六七事件的歷史，因為要寫工運史不會少了六七事件，而且對我們這些口口聲聲群眾群眾的人來說，亦是有必要重新審視當時的訴求，而不是將之約化歸結為文革、毛澤東、左派影響的盲眾。


我反而卻覺得你的回應裡，出現太多預設的詞語，如林彬「敢言」、「犧牲」、「土共」這些字眼；我反而要問，站在運動的角度（即使不同意其方法），我們會不會那樣順理成章用管治邏輯說「擾亂社會秩序」，會不會將那些被壓迫的群眾（未必全都是，但一定是大多數）說成是「土共」然後close file。

有一些事件會因應每人的關注點而有不同的份量，所以當然明白選擇，也不必你們我們這樣區分。我關心的主要語境問題，是片段裡呈現的這種印象會不會進一步強化了大家「六七＝左派暴動」的平面觀感，亦因為我對這些片段的流傳對於訊息推廣的重要性有期望。

我當然同意楊光受勳固然是荒謬，也同意短短一條mv式的片，不能也不必做到嚴謹客觀歷史回顧，有些朋友有自覺理解片段內容，只是希望在分享的同時，能夠對一些敏感、在各種論述夾縫裡而又未被重新詮釋、以至對今天仍有討論價值的事情，多一份小心翼翼。我這個想法亦偏離技術層面，所以也只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六七暴動」的非論述
2102 字
1999 年 8 月 26 日
信報
中文(繁體)
(c) 1999

　　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是這幾十年來香港所經歷過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據香港官方的統計數字，這次暴動歷時四個月，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拘捕。另外，這次事件影響深遠，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初開始改變統治策略，著意收買人心，提出「香港是我家」的觀念，為香港人建立歸屬感。不少學者認為，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便是從那時候開始慢慢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中應該佔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不過，似乎香港政府和國內的學者都不願意多談「六七暴動」。前些時候，香港政府內原來應該到期解封的「六七暴動」資料，竟然遭無限期封存，不得參閱。箇中原因耐人尋味。另一方面，除了劉蜀永在香港出版的《簡明香港史》外，就我所見到國內出版的香港史裹，全都沒有片言隻語提及到「六七暴動」。這也沒有道理。

【是反殖還是極左？】

　　本來，「六七暴動」是應該在國內的香港史中大書特書的。這些香港史要表達一種反殖反帝思想，將香港描述成為反殖反帝的基地，從而証明香港人怎樣地熱切企盼著回歸的來臨。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六七暴動」都是一場反殖反帝的運動，甚至比十九世紀末新界吉慶圍的抗英行動更進一步，因為它是有意識的政治行為，且曾得到當時的中國政府的支持，正好配合香港史論述的反殖反帝思想。可是，吉慶圍的抗英行動在每一本香港史著中都佔上大量篇幅，得到高度讚揚，視為香港歷史中反殖反帝的典範事件，但「六七暴動」卻「見棄」於八、九十年代所書寫的香港歷史論述。為什麼會這樣？

　　顯然，這種對「六七」的非論述，實際就是一種論述，充分反映出對論述者該事件的態度。我們不可能在這裹詳細分析「六七暴動」爆發的原因。簡單來說，香港當時社會充斥著不公平和不滿、勞工處境惡劣，都是香港在六十年代出現社會不安的因素。【註：在「六七暴動」以前，一九六六年便出現了蘇守忠抗議天星小輪提高輪渡票價、導致示威及暴動的事件。《簡明香港史》也是我所見到唯一交代這事件的國內香港史（劉蜀永 1998：274-275）】事實上，在「六七暴動」爆發前一年，蘇守忠抗議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騷亂的事件，已充分顯示當時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及張力。不過，引發「六七暴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今天我們可以確定：「六七暴動」跟中國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密切關係—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一個極左路線的火紅年代，當時香港的暴動，便獲得過大陸極左政權的支持，中國外交部甚至曾經向英國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硬的抗議」，而新界邊境地區便出現過大陸人過境滋擾的事件。此外，在香港參與暴動的都是「左派」—親中—人士，他們遊行示威時都手持《毛澤東語錄》。正如上面所說，本來，這是明確的反英反殖的活動。可是，正由於「六七暴動」跟中國當代政治直接扯上關係，它在香港歷史的位置便變得複雜。

　　首先，直到今天為止，國內的歷史論說對「文革」的評價還是含糊的。雖然他們已否定了「文革」的極左思想，並把一切罪孽推在萬惡的「四人幫」身上，但對於這極左思想的根源、毛澤東在「文革」的角色，「四人幫」能夠把持朝政的原因，以及中共黨內最高層的政治鬥爭等一些被認為是敏感的問題，他們都沒法進行徹底的清算及全面的評價，以致巴金多年倡議要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來展示歷史，警醒世人的願望，始終沒法實現，最後只能以在香港出版一本大型畫冊的形式來落實；而且，除了嚴家其那本被禁制的《「文革」十年史》外，國內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過一本認真討論「文革」的高水平專書。

　　在這情形下，香港的「六七暴動」便有難言之隱：一方面是英勇的反英抗暴的反殖反帝運動，但另一方面卻跟受到批判的「文革」極左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便構成了論述上的困難：究竟是反殖還是極左？由此而引申出來的是：反殖是不是極左？這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原因是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六七暴動」期間大部分香港人的心態。

【韋小寶的抉擇】

　　誠然，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香港市民理應支持暴動人士的反英反殖行動的。但另一方面，對於一直過著相對地穩定的生活的香港人來說，社會動亂以及苛刻的暴政是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這次暴動令人們第一次感到面前放著「我是誰」這樣的一個問題，很多人被迫要選擇自己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對大部分的香港居民—當中不少是因為逃避大陸的政權而來到香港的—來說，這場暴動跟當時的中共極左政權的密切關係，是他們所無法接受的，特別是他們不少親人在國內的諸多政治運動中受盡苦難折磨，更令他們不寒而慄。因此，他們不可能認同暴動人士的激烈行動，尤其是在後期出現的炸彈浪潮，往往錯殺良民，更是大失民心，結果，絕大部分香港人選擇支持由英國人主持的殖民地政府。

　　正如歷史學家楊以龍所分析，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裹，香港居民第一次認定港英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絕大部份人都不認同親中「暴徒」的行徑。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且諷刺性濃烈的轉變，一場反殖的運動竟然變成了驅使人們支持殖民政府的因素。其實，這道理也不難理解，《鹿鼎記》裹的韋小寶不是也面對這樣的難題：當康熙皇帝比大明天子更好的時候，還要「反清復明」嗎？

【沉重的包袱】

　　由此，我們便更能夠明白為什麼「六七暴動」不見於絕大部分的香港史了。其實，這事例正好充分反映出中國大陸編寫香港歷史的先天性局限：一切論述必須應和中國自身現當代的大歷史論述。可是，對於香港歷史本身來說，「六七暴動」的消失，毫無疑問是一個嚴重的遺憾，尤其是我們在前文已指出過，這場暴動為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而港英政府也極不願意把事件的真相展露出來。

　　當然，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一九八九年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八十年代以來以一雙腿來為香港未來投下不信任票的大移民潮……。看來，某些歷史事件是非常沉重的包袱。

(c) 信報有限公司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沒有上網的老一輩，今晚在維園都放了一部電視機，給大家有福看看。

咁多個團體，最值得捐的都係人權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