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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受虐和犬儒:1981到2004中國文化撒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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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中國報道周刊393期, 文章正好給讀者一個解讀民族主義興起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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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虐的精英主義、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正義”呼聲下的民族主義,三者不僅構成了所有批判張藝謀觀點的核心觀念,同時,也是20年來當代文化走向病態的潛在邏輯。

  編者按:首先需要加注的是,本文中出現的“流氓”一詞,是作者對身份喪失者的一種界定,它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或司法判定。其次,這篇原題為《1981- 2004:文化的偽飾與還原》的文章最後被冠以“撒嬌史”這樣矯情和曖昧的標題,完全是基於我們對形形色色的所謂受虐的精英主義、犬儒化的人文精神和偏狹的民族主義的不屑,我們認為,恰恰是這個詞,揭示了這種雜蕪的文化價值觀的虛弱本質。

  1987年,一個流氓主義的幽靈,遊蕩在被嚴密看管的中國影壇。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個流氓轎夫,先是在高粱地裏誘姦了剛出嫁的女子,而後又乘其丈夫被殺強佔了“掌櫃的”地位,而那個女人則心滿意足地予以受納。“十八裏紅”是流氓轎夫撒下的一泡尿的無意之作,經過一場戲劇性的反諷,尿( 作為低賤骯髒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隱喻) 成了美酒( 人類價值體系) 誕生的秘匙。

  這種“糞便- 精液敍事”,正是流氓敍事的一個誇張的變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並頌揚那些“骯髒”的事物;另一種關於生命力的象徵符碼,則隱含在土匪據點裏的那些被烹煮的牛頭裏,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構的,那就是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動力;那些在風中熱烈舞蹈的高粱精靈,對鄉村流氓的田頭野合作了盛大禮贊。越過剝皮和砍頭的殘酷場景,張藝謀開始了他的暴力美學的長征,它的主題歌《轎夫之歌》受到街頭痞子的擁戴,中國城市一度響徹了“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張藝謀終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為秦始皇嬴政的親密同鄉,他只是在進行情欲敍事和粗鄙話語的早期實驗。經過十幾年的偽裝,以謳歌專制的《英雄》為標記,他最終卸下了流氓面具,成為新法西斯主義電影的旗手。

  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對轉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並支配,是王朔的流氓小說。王朔的處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義的反叛,而另一半則在為此作道德懺悔。儘管主題曖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經呼之欲出。此後,他發表了一系列主題更加明確的小說,完成了流氓主義形象的文學塑造:精神分裂、行為恍惚無力,言語粗鄙而又聒噪,戲謔與反諷層出不窮,充滿自虐和他虐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織在一起。

  由於王朔的緣故,民間的流氓話語大規模湧入文學,成為推進俚語敍事和胡同美學的基石。王朔的“頑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國家主義話語的叛徒,利用反諷瓦解了毛語,並且宣判了知識精英的死亡,從此,在中國的街頭巷尾,到處走動著王朔式的反諷性人物,言說著王朔式的反諷性話語。“痞子”成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這是流氓美學對精英美學的一次重大勝利。痞子精神經過作家的界定和弘揚,最終成了普適的流氓話語。這是流氓主義彈冠相慶的時刻。

  與流氓主義相比,精英主義是一種更加“崇高”意識形態,這種先天的道德優勢,令其有權對流氓提出“思想- 道德”指控。但知識精英界對王朔主義保持了長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發起者們才開始撰文彈劾流氓。學者朱學勤發表文章,尖銳批評王朔主義,稱其本質是“大院父輩消滅的市民社會,大院子弟再來冒充平民”,指控其有嚴重的作偽嫌疑。而王朔則反唇相譏,嘲笑知識份子的偽崇高和偽良知。在中年精英的傳統信仰和青年流氓的價值反叛之間,爆發了經久不息的話語冷戰。

  受虐的精英主義

  那個被稱為“新時期”時代最初的精英主義美學文本,湧現在朦朧詩的柔軟潮流裏。舒婷所建構的母親影像和顧城營造的童話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題的兩個維度,從不同的方向對“母親”或“父親”發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喚。他們的“朦朧”言辭,開啟了撒嬌美學的嶄新時代。

  舒婷的詩歌具備了撒嬌美學的各種基本元素:把國家( 祖國) 幻化為“母親”,然後以排比修辭的手法展開“宏大抒情”,其中充滿了“我”( 詩人的自我鏡象與人民鏡象的疊合) 的諸多隱喻——“花朵”、“胚芽”、“笑窩”等等。這些細小而優美的農業時代意象,都是被用來反襯祖國的偉大性的。同時,這其間隱含著一種熾熱的期待,那就是來自“母親”的犒勞和獎勵。這是一個“文化兒童”所夢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詩歌是一個幽怨的先導,其後,在“反思文學”的敍事中,“父親”和“母親”的形象開始大量湧現,他們的“死亡”與“再生”( 如電影《生活的顫音》) ,構築了語義微妙的寓言,暗示著新國家和新精英的復興。

  張賢亮的《牧馬人》( 1981) 是新精英主義的範本,它旨在確立富有國家理想的知識份子形象,又空前熱烈地在小說中展開撒嬌敍事。導演謝晉改編並拍攝了《牧馬人》,對這種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徹底的視覺詮釋。

  前政治棄兒的傷痛史,打開了“道德啟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識精英曾經飽嘗政治風暴的電擊,由此獲得大量的苦難經驗,並展開受虐式啟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歷程。在以後的二十年間,他們的地位不斷擢升,被文聯( 作協) 主席、政協委員和某某代表的頭銜所擁抱,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端人士”,但他們卻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佔有大量“良知”資源,不倦地“啟蒙”著大眾的“昏昧”靈魂,由此構築了中國文化的諷喻性景觀。

  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1989年之後,新保守主義的呼聲開始在中國學術界迴響,知識份子紛紛從現實關懷大步後撤,由“大濟蒼生”轉向“獨善其身”,由“周易熱”躍入“國學”和“國術”的領域。1991年《學人》創刊,成為“新國學”的重要據點,並開啟了“國學”類雜誌的先河。隨後,《中國文化》和《東方》等相繼問世,加上原有的《讀書》,一種“曲線關懷”的聲音彌漫著整個知識界,宛如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合唱。

  幾十年來,中國知識界首次用“國學”一詞來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識體系。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學術精英轉型的關鍵性標誌。這場學術自救運動並未把知識界引向批判立場,而是引向學術皈依( 和解、談心、妥協、共識、合作、填表、契約、考核、晉級、授權和資源的分配與獎勵) 的主流。鑒於技術官僚領導下的國家主義和學院學術的結盟,獨立民間的學術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數學術精英行進于官僚化的康莊大道。但知識份子的表情卻變得越來越“曖昧”、“灰色”和富有“彈性”,仿佛人人都變成了“柔性反抗”的話語英雄,並且都在從事“體制內改造體制”的偉大工程。這種“學術犬儒主義”令知識界的舉止變得愈發可疑。

  在灰色學術面具掩護下,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曠野上的廢墟》( 1993) 一文,加上第二年《讀書》雜誌的幾篇觀點粗疏的對話,點燃了“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火焰,以表達知識份子抵抗市場自由主義和找回話語權力的信念。但這場簡陋的學術文身運動,並無太多實質性的意識形態收穫,而它的某些發起人卻合乎邏輯地轉型為學術書記和知識長官。

  大討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知識精英的“左”與“右”的話語分裂。其中“新左派”作為一種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為1990年代在野國家主義的主要言說者。從批判當下自由資本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們展開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構,其中一些文章的風格酷似當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語體,仿佛是一次“文革”時代話語的戲劇性回聲。但他們的公共言行大多僅僅指涉西方霸權,其中一些人拿著山姆大叔的護照或綠卡,大義凜然地扮演著美國的海外反對派的悲壯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譜系的營造工程也變得熱烈起來。重塑人文英雄,尋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樣本,成為1990年代知識精英所從事的形象工程。辜鴻銘、陳寅恪、王國維、吳宓、錢穆、錢鐘書等人經過重新闡釋,變成疏離主流的國學英雄。另一方面,紅色知識份子李慎之、顧准、老舍、林昭、遇羅克等,也成為沉痛的道德風範。這兩個系列再現了知識精英“受壓- 自立- 反叛”的悲壯命運。

  這是相當複雜的欲望表達運動,滲透著各種難以言狀的目的。它既傳達出知識份子的正義信念,也充當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當孫志剛案、黃靜案和各種征地案曝光後,新民粹主義匯入了思想口紅的譜系;為自由資本護航的經濟學人,被迫面對與權力共謀的普遍指責;在清算學術腐敗的名義下,方舟子式的紅衛兵話語在互聯網上大肆橫行……所有這些都令當代思想文化格局變得曖昧不清起來。

  “正義”呼聲下的民族主義

  1990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和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後風靡了中國。與知識份子慣用的灰色話語不同,從個人經驗展開的政治敍事,令它們變得更富於閱讀快感,其間流露的民族主義立場隨即觸發了對西方說“不”的話語洪流。

  民族主義無疑擁有天然的道德優勢,它的所有政治語法都出自五四經典。留學知識份子的價值只有回應本土的價值召喚後才能獲得認同。他們甚至羞于談論個人解放和思想自由。這種態勢壓抑了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本土的健康生長,並把大多數知識份子推向了激進民族主義的道德前線。“五四”運動的“火燒”和“打倒”模式,也為百年後的新民族主義提供了卓越的榜樣。

  全球化高壓下的文化自衛,乃是民族主義的重大使命。但極端化的民族主義總是拒絕多元主義立場,它熱衷於用自閉排他的國粹主義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權。耐人尋味的是,幾乎所有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都同時兼具了種族主義、大漢主義和本鄉主義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義的“愛國”呼聲下,以意識形態的合理性為後盾,大批“民族憤青”放棄了國際公認的人類道德基準( 如“日內瓦公約”所作出的法理約定) ,轉而為無辜美國平民的大規模死亡熱烈叫好。9. 11事件之後,彌漫中國的是普遍的幸災樂禍,BBS 上爆發出一片歡呼的聲浪。民族主義變得日益狹隘和喪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國人殺人一定是非正義的,但殺美國人卻一定是正義的。這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雙重邏輯。這種邏輯還支配了對伊拉克戰爭等所有國際衝突的判斷。

  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張藝謀把民族主義推向了它的粉紅色高潮。越過膚淺的“中國元素”( 旗袍、二胡、京劇、燈籠、高蹺和茉莉花歌等) ,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輕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著本土情欲。所有觀眾都為此花容失色。由於這場全球性形象廣告,中國民族主義喪失了最後的道德王牌。

  來源: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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