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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廣茂: 犬儒主義: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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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侯寶林的相聲《買佛龕》的人都會記得,那裏面有個老太太,老太太從紙店裏買回個“灶王爺”,回家路上碰見個小夥子,小夥子挺懂禮貌:“大娘出門兒啦?哈……買佛龕啦?”老太太一聽,不樂意了:“年輕人說話沒規矩,這是佛龕!能說買嗎?這得說請!”“大娘,我不懂,您這……多少錢請的?”“咳!就他媽的這麼個破玩意兒,八毛!”

  在我看來,如今這個老太太成了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徵:在當代社會中,處於人格分裂狀態的人可謂眾矣,雖然未必都以這樣的形式表現出來。“有病”成了許多人的口頭禪,“是你有病,還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慣用語。在這裏,這位老太太一會兒在“意識”的層面上,“知道”佛龕不能說買,只能說請,一會兒又在“無意識”的層面上,不僅道破了買佛龕的事實,還表現出愛惜錢財的心理狀態。這是意識與無意識的分裂。當然,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據說藝術家聚在一起從來不談藝術,他們談錢;企業家聚在一起從來不談錢,他們談藝術。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種——身份與行為的分裂。

  犬儒主義也是一種精神分裂,不過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 )與“行”(doing )的分裂。當然,千萬不要把這裏所謂的犬儒主義等同于古希臘的犬儒派,兩者有雲泥之別,不可混為一談。西方傳統的犬儒派是指這樣一些特立獨行之士,他們嘲弄人類的生活習慣,否定人類的精神價值,渴望把自己從道德、宗教和國家權力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像嵇康那樣過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為主張不拘形跡、倜儻不羈,所以他們又像中國的老莊那樣否定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臘犬儒派的鼻祖第奧根尼就相信,他雖然沒有皮毛或羽毛保護,但仍然能夠像青蛙一樣“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據說他的死與生吃章魚有關,一個人獨自大快朵頤,雖然有違中國人“有飯大家吃”的處世原則,倒也無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與狗爭食,結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國知名報人約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算新聞”是否是從他那裏獲得的靈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與此有關。

  這裏所謂的犬儒主義也不同於其他論者所謂的犬儒主義。在其他論者那裏,犬儒主義成了萬惡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鮮恥、極端利己、不擇手段、醉生夢死、蛇鼠兩端。犬儒主義成了市井無賴、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會渣滓為自己的卑劣行徑予以開脫的理論。它使得人類的羞恥心蕩然無存,使得社會的道德感歸於泯滅。如此強烈的價值判斷,竊以為,倒是可以當作“駡街指南”。看誰不順眼,立即給它貼上“犬儒主義”的標籤,既輕鬆簡便,又一舉兩得:既批判了別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認為當代犬儒主義要“抹平一切質的差異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體上被貶低的價值”,總之是要“顛覆價值、削平差異性”。有人把犬儒主義視為一種“新哲學”,所謂“新哲學”就是這樣一種說辭:“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體上是社會利益、談判協商的事情,或者是製造神話、生產記敍性銘文的事情;訴諸‘事實’、‘證據’或‘合理性’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謊言, 以掩蓋對這個或那個被壓迫群體的放逐。”這實際上指是後現代主義的科學觀,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為:“不存在任何客觀的認識論標準,科學在認識論上也沒有何特殊性。”以上兩種看法,實際上都是把犬儒主義等同於相對主義。相對主義只是犬儒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絕不是犬儒主義的全部內容;拈出相對主義一詞,無法概括、把握犬儒主義的基本特質。

  有人認為“犬儒主義在現代中國的知識社會論域有許多表現形式”,“比如為當前許多知識份子所讚美的‘技術理性’和‘價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義也是現代犬儒主義論述的一種”。在這裏,犬儒主義成了被極端泛化的名詞,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不過,根據一般的邏輯學常識,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之間存在著直觀的“反比關係”:概念的內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內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個外延無限大的概念,其內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麼也表達不出來。

  如前所述,犬儒主義的本質是“知”與“行”的分裂。當代西方的犬儒主義理論來源於黑格爾,黑格爾認為現代意識是“煩惱的、內在分裂的意識”。這時候,“煩惱意識”處於自身之內,它緣於“知”與“行”之間的裂變:它知道,“原則”屬於亙古不變的彼岸世界,但“原則”又來自流動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陰陽兩隔,勢如水火。“煩惱意識”將自身置於“此岸世界”,但從來沒有忘記它對“彼岸世界”的承諾。“煩惱意識本身是一個自我意識對另一個自我意識的凝視,而它本身就是雙重的。”換言之“煩惱意識”是被撕裂了的主體的意識。在那裏,“知”與“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與“行”無法統一。

  在這方面,齊澤克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他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的,他對犬儒主義的考察源於他對意識形態理論的精闢見解。在馬克思的時代,意識形態只是一種虛假意識。馬克思是在“知”的層面上界定意識形態的,他沒有注意到“行”的層面;不過他也沒有必要注意到這個層面,因為在那時,意識形態主要是在“知”的層面上,或者說是在“意識”的層面上發揮作用的。意識形態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識上遭受的蒙蔽,然後萬事大吉。

  不過時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層面上,是無法認清意識形態的本性的,更無法理解意識形態運作的機制。我們早已進入後現代主義時代,流行的意識形態不是“虛假意識”,不是某些人津津樂道的“消費主義”,更不是令某些人興奮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的犬儒主義,而犬儒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知”與“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說歸說,做歸做;說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熱諷。它傳統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同,因為傳統上的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是有意為之,還停留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為此遭受良知的譴責。犬儒主義則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論上的真理,不再嚴肅地看待任何理論命題。令齊澤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義使人對“意識形態幻象”在構造現實方面發揮的作用視而不見,這時候,“意識形態不是掩飾事物的真實狀態的幻覺,而是構建我們的社會現實的(無意識)幻象。”

  在這方面,齊澤克的意識形態理論超越了後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後現代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千差萬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對權力的創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話語既是權力的載體又是權力的源泉),還有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功能的理解(意識形態的功能在於,它把個人“詢喚”成了主體)。在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文化研究中,這些理論家的著作被廣泛地引用著,比如詹姆斯? 柏林(James Berlin)與邁克爾? 維維翁(Michael Vivion)就認為,眼下熱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實際上只是意識形態批判的一部分,而這種意識形態批判又與話語理論密切相關,因為“無論是創作文本還是闡釋文本,都成了話語分析行為和話語協商行為”。但無論是福柯還是阿爾都塞,都把意識形態設想成不同實踐(包括話語、制度和權力關係)之間的對抗。齊澤克的高明之處在於,在理解意識形態時,他既沒有停留馬克思的“知”的層面上,把意識形態視為虛假意識,也沒有停留在“行”的層面上,把意識形態理解為各種實踐之間的對抗。在他看來,意識形態之所以為意識形態,就在於它拒絕被符號化,拒絕從實在界走向符號界,拒絕被轉換成知識和實踐。在今天,意識形態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覺,也不只是虛妄不實的信仰,更不是規訓我們並把我們置入特定的主體- 地位的霸權文化代碼。意識形態是一套結構現實的幻象。幻象不同於假像,幻象源於人類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我們無法通過“知曉”,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操縱它。相反,儘管我們極力壓抑它,但我們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儘管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還是這樣做了”,我們明明知道某些行為會傷天害理,還是禁不住去傷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裏,許多人愛看根據小說《紅岩》改編的電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時,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無意識”的層面上,他們正在滿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與其說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鵬飛,不如說是那些如醉如癡的觀眾。徐鵬飛在審問江姐時說過的一句話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現在就可以讓人脫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總是乏味至極,壞蛋卻情趣盎然,原因也在這裏。我年輕時看電影讀小說,好人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倒是那些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壞蛋令人難以忘懷,整天拿個木頭大刀,向東一舉“蘇個給給”,向西一抬“八格雅魯”,原因也在這裏。

  這才是意識形態之所以為意識形態的本質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時代使然也。齊澤克蒙恩於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書中,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認為,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識形態視為“虛假意識”的意識形態觀已經無法滿足後現代世界進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為在後現代世界裏,我們全都成了“憤青”,都有些憤世嫉俗;我們現在接受的,是“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 )。我們明知這種意識虛假不實,甚至隱藏著陷阱,卻照單全收,毫不猶豫。以前的意識形態批判都沒有觸及這一點,都忽略了“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的悖論性存在,以及它所彰顯的現代人所處的尷尬的精神分裂狀態。齊澤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觀點,他改寫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公式。他認為,最能概括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的一句話,而不是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長篇大論:“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但他們依然坦然為之。”它一語道破了“虛假意識”的秘密:因為蒙然不知,所以才採取行動,因而採取的行動是不自覺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只是給事物或行動披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它掩蓋階級利益。時代不同了,現在的情形是:“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但他們依然我行我素。”人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是荒謬的,但他們依然會採取這種行動。比如人們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尋一個幻想,但依然樂此不疲。以網戀為例,幾乎人人都知道網戀不過一場沒有結果的夢,但照樣在那裏醉生夢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麼“一場遊戲一場夢”,“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時候,人們的行為已經“犬儒化”了。對此採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批判都會無功而返。用彼德? 斯洛特迪基克的話說,犬儒主義已經使“意識形態批判”陷入絕境。傳統上設想的意識形態批判已經束手無策,只能作壁上觀了。齊澤克甚至認為,傳統上設想的意識形態批判從來都沒有真正發揮過效力,即使在前現代、現代世界裏,也是如此。證諸中國進行了近100年的啟蒙運動,可謂此言不虛。中國近百年的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場意識形態批判運動。但它永遠停留在“知”或“意識”的層面上,以“揭出病苦, 引起療救者的注意”為隱喻,以“揭穿假像,昭示真理”為使命。在這下面掩藏的理論假設是:鼓不敲不響,理不辯不明。只要把話說透,只要把理辯明,然後登高一呼,自然應者雲集,從此人們便走上了幸福的康莊大道,奔向光輝、燦爛的美好明天。在這方面,中國啟蒙主義者無異于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絲不掛!於是真理在握,問題解決。其實,近100年了,我們一直都在原地踏步。過去如此,於今尤甚,中國啟蒙主義者的尷尬也將會日甚一日,因為這個後現代世界裏,意識形態不再在“知”的層面上,而是在“行”的層面上發揮作用。“知”與“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義的源泉,也是犬儒主義的表徵,而犬儒主義則是當代社會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徵。

  今天支配我們行為的,與其說是“知”,不如說是“欲”。不過這裏所謂“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餓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擺官架、耍威風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壓抑,又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欲求”(desire)。有時候,我們明“知”某個事物或某個行動不是正當的,但我們依然不自知地渴望獲得這樣的事物或採取這樣的行動。對於嗜煙者來說,儘管他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但他依然樂此不疲,我們通常用習慣、積習、惡習之類的術語來解釋這種現象,顯然過於膚淺,因為它沒有回答下列問題:為什麼他會養成甚至需要這樣的習慣?我們沒有意識到,對於嗜煙者來說,吸煙是生命的支撐,或用拉康的話說,吸煙已經成為吸煙者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生命之本,在於欲望。有些人對於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實內心深入對於貪污受賄充滿了強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貪官污吏,只是因為那貪官污吏恰恰是別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變規則。難怪見秦始皇南巡,劉邦要“大丈夫生當如此”,項羽要“彼可取而代之”。雖然是換了人間,所遵循的邏輯沒有改變。

  再以西方為例。1986年,奧地利進行總統大選。當年的候選人之一是曾任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的庫爾特? 瓦爾德海姆(K. Waldheim,1918~)。競選期間,一個國際委員會向奧地利政府報告說,瓦爾德海姆1939年曾經應徵入伍,不過入的卻是德國的“伍”,自願加入希特勒組織的“褐衫軍”,並參與了非法處決受難者的行動(當過劊子手)。換句話說,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許多啟蒙主義者紛紛預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將終結,因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惡歷史已經昭然若揭。令啟蒙主義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還是于當年順利當選。何以如此?為什麼揭穿“皇帝的新衣”無濟於事?道理很簡單,在當代社會,至關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奧地利民眾的排猶情結並沒有隨著希特勒的滅亡而根除,雖然受到了“意識”壓抑,甚至壓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認的地步,但一有機會它就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在這裏,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奧地利民眾明明“知道”也“承認”瓦爾德海姆不是什麼“好鳥”,卻依然按捺不住內心積蓄已久的排猶主義情緒,在內心深處的“欲望”的驅使下,以實際行動肯定了瓦爾德海姆的行徑。

  欲望有時已經內化為“偶像”,立足於“知”的層面破除“偶像”的企圖,早已宣告失敗。記得幾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馬中欣,寫了一本書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隱三十年的虛幻》,揭穿了三毛的“畫皮”。三毛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傾倒過無數的讀者,但在三毛死後,有人懷疑三毛那近乎寫實的浪漫故事,甚至懷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鬍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馬中欣以一個旅行家、探險家的求真與執著精神,讓我們從側面瞭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為此惱羞成怒,責備“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因為此舉破壞了他們心目中的偶像。這不是犬儒主義。有人接受了這個事實,但依然對三毛情有獨鐘,這才是犬儒主義。面對此情此景,啟蒙主義只會灰心喪氣,充其量也是開始新一輪的大戰風車。

  李敖在《鳳凰衛視》的“李敖有話說”中說過(2004年8月5日播出),1912年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總統,因為陶成章“破壞革命”,蔣介石一氣之下將陶成章殺害(史書先是說“公怒殺之”,為了掩蓋罪行,改為“公怒之”),孫中山為此一再表示要緝拿兇犯。事後證明,指使蔣介石殺人的,正是孫中山。孫中山之所以指使蔣介石謀殺陶成章,是因為陶成章指責孫中山貪污。對於李敖這席話,許多人也不能接受,因為它破壞了我們心目中偉大的領袖形象。這與其說我們“不敢”坦率面對真相,不如是說我們“不願”坦率面對真相。我們發現,只有掩飾真相,才能撫平我們內心深處的創傷,使自己免於傷害。這不是犬儒主義。即使接受了真相,我們也會說,孫中山也是為了革命大業,迫不得已而為之,此舉絲毫無損英雄的光輝,“蒼蠅終究是蒼蠅,有缺點的戰士終究還是戰士”。這也不是犬儒主義。在這種情形下,犬儒主義是指樣一種情形:我們在“知”的層面上認可了這個事實,也知道領袖的這種做法頗為不當,但我們照樣對領袖情有獨鐘,因為這樣的領袖形象才符合我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幻象。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意識形態亮出自己的底牌,盡情展示自己發揮作用的機制,它也會照樣大行其道,勢不可擋。也就是說,在今天這樣一個犬儒主義時代,你可以揭穿意識形態的“鬼花樣”,甚至可以揭穿意識形態批判的“鬼花樣”,這絲毫無法阻擋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批判發揮作用。而在傳統的、前犬儒時代,意識形態要想正常運作,就必須使它要蒙蔽的物件處於“不知”的狀態。恩格斯甚至認為,即使要蒙蔽別人的人,照樣也會處於被蒙蔽的狀態。他在給梅林的一封信中說過:“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

  的確令人絕望。但還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即使在“知”的層面上,在這個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裏,情形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了。這是一個謊言和實話難解難分的時代,謊言發揮了實話的作用,實話具有了謊言的功能。這令我想起了那個令人深思的笑話:一個已婚男子與他的秘書正進行著火熱的婚外情。一天下午,他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纏綿了一個下午,一直睡到晚上八點才醒。他們趕快整裝,奇怪的是這位男子要秘書把他的鞋子拿到外面的草叢中蹭一蹭。男子回家後,太太生氣地問他哪去了?男子倒是“君子坦蕩蕩”:“我還是痛痛快快地招了吧,我跟秘書有一手,今天去她那裏一直纏綿到現在。”太太瞧瞧他,又看了看他的鞋子:“撒謊!你又去打高爾夫球了!”這既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以假充真)的時代,也是“真作假時假亦真”(以真充假)的年代,真假難辨,勢之使之然。

  奈何?奈何?真可謂:無可奈何花落去,怎堪再聞奈何歌?

引自中國報道周刊3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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